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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以身践道便需要人“慎其独”。“率性而行”，要尽心以知性知天，“求在我者”，“强恕而行”，使“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养吾浩然之气”，“明道集义”，“配义与道”，以真切笃实的心去体己体道，并以真切笃实的诚意去践道，从而，也在根本上从终极处去实现自己，用生命去实现道与德的意义，在生命中贯彻道与德，献身于道，以身“殉”道。以巨大的责任感、荣誉感、正义感、历史感和文化担负感，在生命的每一个部分去呈现道。彰明道的意义，实现自我存在的价值。生命的意义不在于肉体和生活，而在于灵魂和精神，我需要的是这样一种实现，通过“道德主体的建立‘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和不断的社会实践以达到‘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的境界”（杜维明语）。维持内在的社会良知,悲天悯人，以一个具有历史意识和文化担负的知识分子的身份不顾一切的卑污与恶劣，完全发自内心的正义与正当，自诚明，自明诚，将一颗充溢浩然正气的心扩充发扬，为道行走一生。用这种虔敬的宗教情操使人性和道光辉呈现。因此，以身践道是以诚体道行道和实现自我，这样以身践道便得以实现。 （三） “以身践道”，从前所述看，便是一个真诚的身体力行并推而广之的彰显道和实现自我的过程，这也正是儒家思想的精义所在，其中最重要的便是“仁”与“恕”。是否仁，是否恕，决定一个人是否真的哲人，因为他决定了人能否以身践道，不能以身践道便是假道学，是道貌岸然，是伪君子。纵使对道有所了解，但因为不是出于切身的体贴和真诚的关怀，也逃不了乡愿的本性。 仁是将生命的爱与关怀由对一己之私爱扩充至苦难中的芸芸众生，是真正感人的悲天悯人和慈悲为怀。芸芸众生好梦难成，可无梦的世界更加黑暗。现实与梦想的矛盾困扰人的灵魂，没有一种博大深沉的良知发出的广大的爱，众生之处世便更为艰辛。恕将道德的法则推己及人，不仅立己，而且立人。以身践道者正是这样的既是为民请命的社会良知，又是忧患意识极强烈的替天行道者。我们的历史上曾有许多这样的践道之士，“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侧身天地更怀古，独立苍茫自咏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些仁人志士为我所爱，无怨无悔，义无反顾，以身践道。以生命实现对道、对理想、对灵魂、对自我、对苍生的承诺。正是这样一些践道者，以其不朽的人性的光辉塑造了华夏民族的精神与民族的性格，使我们这个民族充满了浩然正气和悲天悯人的宽阔胸襟。孔子、孟子、老子、庄子,他们以身践道，以其人性的光辉和道德生命的张扬，使我们民族拥有了可以自豪于世界的善与睿智。 以身践道同时造就了我们民族的智慧和思想，在我们的思想中，道德与智慧，生命与精神，求道与修身，知与行从来就是不可分离的，道与人在相互激荡中互相增长提升，将道化为每个细节，又将人与道融合，在精觉明察处实现尽心知性知天和天人合一。 西方同样有以身践道者，如苏格拉底、尼采、布鲁诺、海德格尔、马克思，他们同样以生命成就了智与思，成就了生命与道德、价值与理想。他们的以身践道带有更多的悲壮意味苏格拉底饮鸩而亡，布鲁诺在烈火中涅槃 ，尼采则以一种超人的极端的道的放射与体现，在极度的道的冲动和痴迷中走进天国.他们没有违背自己的承诺和理念，他们的这种悲壮却更好地使他们的人性得以光辉和张扬。出于对智慧的爱，他们同样义无反顾，使生命与逻各斯达成难得的合一。 但是，一般来说，西方的以身践道是有区别于中国哲人的以身践道，他们往往出于对智慧的纯粹的爱而不是更进一步的心、性、天的合一。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西方哲人的人格与治学经常处于分裂,这或许是由于其思维的这种分裂的习惯。不同于中国哲学，他们不倾向于合而倾向于分，那么，这样的话，生命力与道德便往往处于一种分裂的状态，分裂是出于对极端的追求，而对极端的追求往往引致虚无。因此，西方哲人往往就由此而走向死亡及对死亡的向往。柏拉图说，哲学是向死的学问。由此，西方的生命与道德、真与善的经常分裂便不可避免，且他们的生命本身也是一种处于分裂的而且会导致虚无的危险的生命，他们的道德也是一种处于分裂而有导致虚无的危险的道德。由于分裂，个体的绝对化、主体的绝对化也难以避免，以己为中心，以个体主体为中心也难以避免，仿佛是以人为本，但这个极端个人化的人，即以单一主体的个体人作为本，却是对人的本质的误解。那么，在此，个体的绝对化就并非以人为本，相反是以人为末的，这便是西方与中国的不同。中国因为强调心、性、天的合一，而不把客体绝对化，只是强调个体践道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因此，中国哲人在践道时，不只是对宇宙终极意义的追求，而且，也是个体生命的完满和实现，而西方哲人则由于把个体绝对化而导致整体的失落。虽然在宇宙终极意义的追求中同样的卓越，可是由于个体间的分裂的绝对化，其在道德上也必然是一种分裂状态，因而可能导致虚无。没有将个体的修行与求道、求德的联接，那么，实际上，求到的德便只是一种以个体为中心的德。但社会的一切都不是以个体为中心的，因此，这种德也就是一种分裂（性）的德，难以具有普遍性。一旦它具有普遍性，那么，整个社会便有被化解为零而趋于虚无的危险。所以，可以说，西方的以身践道不同于中国，哲人对以身践道的认识也不同，实行的真切性、笃实性的程度有所不同，对民族精神、民族性格的影响和塑造也不同。在英雄观上，西方强调和推崇个人英雄主义，而中国则强调和推崇英雄对社会、对历史、对民众的巨大的历史感、责任感和使命感，即英雄不是孤立的。由此，西方更推崇一种悲壮的美，而中国更强调一种和谐庄重的美。西方人强调世界的深刻性在于其分裂和痛苦，而中国人认为世界本身应该是和谐的和美好的，即西方哲人多肯定恶的本原性，而中国人更强调善的本原性。这是以身践道在两种思想文化中的大致区别及其根源和他们各自的影响和作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