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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对文化哲学很难给出一个公认的定义，但结合西方近代以来的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两大思潮的对比和人文主义传统，我们可以接近把握到它的基本精神和实质。这也是对欧陆哲学重史论统一的传统方法的应用； ●就人文主义哲学传统来看，包含对近代启蒙运动的纠偏和对维科主义的推进，所有这些都为文化哲学的合法性提供了理论依据。 一 在西方哲学史上，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这两条线的划分，大体上反映了近代以降西方哲学发展的状况。维科无疑处于这后一条线的开端，素有“人文主义之父”、“历史哲学之父”和“文化哲学之父”的美誉，这三顶桂冠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我们知道，从古希腊一直到近代的笛卡尔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将传统和感觉排斥在真理之外，认为它们不适合作科学的对象，因为它们所提供的只是带有偶然性的东西或事件，只能产生意见，而不是知识，所以古希腊并没有出现真正的历史哲学，也谈不上文化哲学。笛卡尔自以为在“我思”中为人的认识找到了一个阿基米德点，然而它所导向的是自然的世界，而不是历史的世界，也就是说，真理是在自然中发现的，而不是在历史中发现的，历史被剥夺了作为科学的权利，充其量只能视为类比的科学。维科通过对笛卡尔的批判将这些看法颠倒了过来。他认为，哲学的对象不是自然，而是由人所构成的文化世界。这一见识超越了古希腊以来的理智主义传统，他要追问的是科学的本源，也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探究事情的原因，这个原因就是人的实践。与之相关，笛卡尔坚持清晰明白的真理标准，将历史赖以存在的不清楚的观念，如记忆、心态、动机、神话、意象、艺术、想象、象征等置之度外，这样他的哲学没有为历史和文化留下任何空间，而维科反其道而行之，将所有这些作为事实纳入到可能真理的范围来探讨。 二 维科用“新科学”来命名他所致力探索的“人的形而上学”，旨在与科学理智的形而上学相对立，不仅开创了西方的历史哲学，也开创了西方的文化哲学，其基本内容以赛亚·伯林作了很好的概括：人的本性是可以改变的，这种改变取决于人自身；人只能认识他创造的东西，人文科学不仅区别于自然科学，而且高于自然科学；文化是作为整体而存在的，文化的创造方式就是自我表达；我们可以理解各种文化形式，其途径为重构想象。这个概括充分显示出维科思想的文化哲学的性质，其中还包含解释学的因素。这里我们着重从启蒙和解释学的角度来作一点说明。 众所周知，欧洲近代启蒙运动是一场理性运动，其高潮出现于18世纪，但它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至17世纪从伽利略到笛卡尔的思想。维科生在这场运动的高潮阶段和人文主义传统深厚的意大利。他类似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另类卢梭，一开始就与其时代的主流有些格格不入，并成了浪漫主义的先驱之一。众所周知，近代启蒙运动更多受科学主义的影响，有着明显的狭隘性，维科与它的矛盾实际上体现了启蒙运动与人文主义的矛盾。维科无疑和启蒙运动存在着共同的立场，但又有不同。他敏锐地看到人的丰富性和人类文化的多元性、复杂性，而要从单一的理智主义解释中摆脱出来。他主张哲学不要从理智的“我”出发，而要从文化的“我”出发。这是一条不同于笛卡尔主义路线的维科主义路线。 维科这一方向主要在后来的德意志民族得到了弘扬和滋长，它最初体现在德国天才哲学家、康德的诤友哈曼身上。哈曼的思想有着许多同维科相似的地方，他早先是启蒙运动忠实的追随者，但后来在休谟强有力的对理性主义怀疑的影响下，反戈一击。他认为，上帝是诗人，而不是数学家。至于人，理性并不是决定一切的，还有信仰、情感、体验、艺术、宗教、爱，等等，而这些恰恰是绝大多数法国启蒙主义者没有看到的，因此他对人的理性作了限定。哈曼之所以拒绝康德的规劝回到理性的启蒙运动中来，是因为他已敏锐地看到这场运动在倡导人类理性上的局限。这方面，后来的赫尔德、雅可比、克尔恺戈尔等人都是他的积极追随者。19世纪的德国唯心主义—浪漫主义者，包括最典型的人物谢林都走上了与理智主义（即狭隘的理性主义）相对立的文化整体的道路。赫尔德作为哈曼的学生和友人，继承和发展了哈曼的基本思想，赫尔德自己被喻为德国的维科，德国现代的历史哲学和文化哲学的开端是以他为标志的，他反对带有启蒙色彩的、空洞的、突出人的普遍性的那种世界主义，而强调保持个体性、丰富性的民族主义。赫尔德的同道默泽尔表达得更直接、更明快：“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风格”，“时代性和民族性就是一切”。雅可比同样深受哈曼的影响，而且将哈曼与维科相提并论。他率先看到维科“真理即创造”的原则与康德的人对世界的认识不是被动接受而是主动建构的观点的联系。同时他也站在神秘主义的形而上学的立场上对冰冷的理智世界采取一种拒斥的态度。 总之，就人文主义哲学传统来看，从19世纪的唯心主义—浪漫主义到马克思主义，再到20世纪以来的现象学—存在哲学—解释学以及它们的发展和衍生形态，都包含对近代启蒙运动的纠偏和对维科主义的推进，而所有这些都为文化哲学的合法性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也对科学哲学的有效性作了限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