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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陈寅恪考试“对对子”谈起 李瑞山 民国时期，一件发生在大学里的“专业性”颇强的事情，却引得舆论大哗，且成为至今人们或艳称、或考证、或议论不已的一件轶事。近年来更是被说来说去，究其缘由，撇开其他不言，但就语文素养方面给我们的启示，即颇多多。 民国二十一年八月十七日的《清华暑期周刊》第陆期上刊出陈寅恪教授发表谈话的消息，陈谈话名为《“对对子”意义》。该文所叙之事，为现代大学史、教育史、语文史、考试史乃至学术史的一件有影响、有意义的事件，也是很有意思的一则趣闻；后经多方围绕具体史实商榷驳辩，又成为一有名公案。 说是趣闻，乃因这样一位大学者，为清华出中文试题招生，竟选用“对对子”方式。话说1932年，清华大学新生入学考试，国文系主任刘叔雅即 即便在当时，这种命题形式，也一时引起舆论不满，也有人是不明白其意义何在；于是有指摘清华复古的，有妄加批评乃至攻讦的。寅恪先生遂于《学衡》杂志发表《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一文作答，还于次年专门写此信刊布于报章，以平众议。他甚且负气地对校长傅斯年说，明年清华若仍由他自己出题，“则不但仍出对子，且只出对子一种”。 这一看似“破格”的举措实蕴含某一理论及其支持的意义，在于，它涉及中国语文特点、大学教育理念、大学学术自由、大学与社会互动，及如何命题考试、阅卷评分，凭何测试学生水准、如何招收录取学生等一系列问题，而这些问题又都是后来没有真正解决，因而人们仍然颇感兴趣的。 仅就中国语文特点这一条来说，《“对对子”意义》即是针对不同意见，“暂就一二要点谈其大概”。文章详细论述“对对子”为测验学问之法，兼有四条优点：（一）可以测验应试者能否分别虚实字及其应用，（二）可以测验应试者能否分别平仄声，（三）可以测读书之多少及语藏之贫富，（四）可以验思想条理如何。事过六十年，尽管“对对子”较当时更不行于时，寅恪先生所言仍为不易之论。一作对联，便要碰上这四条逃不过的考验；而不真正懂得这些，也就谈不上真懂得自己的母语。 其后发表的《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是纯文言作品，却成为一篇更著名的重要现代文献。“博大精深，言简意赅”，虽落笔于对对子，与谈话文大意相同，不过阐述更为深入，其“主旨论述世界各大语系之异同，兼评世所谓语言之比较研究”（唐振常语），从而“藉以说明对偶确为中国语文特性之所在，而欲研究此种特性者，不得不研究由此特性所产生之对子。”《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指出，“对对子”是最有关中国文字特点，最能测验对语文规律理解的方法，而且也是研究诗词等传统文学的基础知识。以此命题，是要测验考生能否分辨词类、四声平仄，生字生词掌握如何及读书多少，思维是否清楚灵活等四方面的情况。即“借此可以知声韵、平仄、语辞、单复词藏贫富，为国文程度测验最简之法”（《陈寅恪集•书信集•致傅斯年》第二十一）这些都与对国文规则的把握密切相关，无疑是最根本、最方便、最合理的测验方法。对比现在大兴其道的“标准化”试题，不得不让人感慨系之。 文章又谈到评判标准、如何给分等具体问题。尤可注意者，是针对有人要求命题者公布答案，作者指出，命题者不一定也能答得最好，即便有答案，也不必公布；譬如作文，还要先作一篇之后，命题者才能出题吗？文章尚且如此，诗词对对子等更不能自作答案，俨然作为标准。这显示了当时大学的一种理念。考试是为了检验学生的学习，但这种检验仅有相对的意义，岂能强人就我，先给出一个标准答案，希望学生按其作答，否则扣分减分；更何况如语文考试这样一些开放性试题，根本无法量化，无法给出所谓标准答案。没有标准答案，并不等于可以随意判分，因为随着看到学生们对同样问题的众多解答，考试者之间学识、见解的高下优劣，也就显现出来了。（袁津琥《大学之道，在标准化？》）这对现在越益流行的事先给出答案的命题要求，实在也是一声棒喝。 此事此文还有一些“悬案”，涉及究竟当时命题者有无预先拟好的对子下联（不是“标准答案”）？如果有，是什么？考生们都答了那些下联？哪些较好？哪个最好？好在何处？是谁答的？与陈先生预拟的是否一样？得到陈的首肯了吗？等等。在近十几年里，不断有文章问世，或回忆，或追记，或考证，或推理，或辩论，或欣赏，或发挥，不一而足。遂成一不大不小之公案。其中有的无需深究，有的则有助于我们理解、赏析对联，既然老一辈学者如此看重这一语文形式。 陈文曾就作者一人评阅所及，认为考生对得较好的有一两个。仅说对“孙行者”的，有“祖冲之”、“王引之”，都是三字全对，但王引之最妙，因为引字比冲字为优。王字是姓氏，且同时有祖意。而到了一九六五年，作者七十六岁时，又为那通著名的信函写了“附记”，记述三十多年前，所以出题为“孙行者”，是因为苏东坡诗有“前生恐是卢行者，后学过呼韩退之”一联。韩卢是犬名；行与退都是表步履进退的动词，者与之都是虚字。“东坡此联可称极中国对仗文学之能事。”又说他实在想有应试者用“胡适之”来对“孙行者”，因为猢狲即是猿猴，行者与适之意义、音韵皆可相对。 作者本人所讲过的，就是这些。后来的聚讼，我们不必深究，只看其中有哪些知识可供学习。 论者认为，如对“祖冲之”，则“略嫌板重。究其实，对句甚难，非于汉语、文学均有坚实根底且捷悟夙慧者莫办。”“胡适之”对则“天机超逸，流转自然”。据说陈曾说过，有这三个字，入清华哪个系全行。（白化文《“孙行者”对以“胡适之”的始末及通信二则》）“论及对仗文学的虚实字平仄声，此对可谓出神入化。”（郭启宏《陈寅恪考题的余闻》） 又谓：“王引之”与“孙行者”为流水对，即意义上先后有关联，“孙”年幼小，故“行”时需“王（父）”“引之”也。其工整远胜“祖冲之”，不仅平仄调和也。但“此二对均不如‘胡适之’之流利自然，且带有当时靑年人之调侃气息也。”（周祖谟致白化文） 再谓：“祖”与“孙”属对虽工，而“行”与“冲”同为平声，所对并不工稳。“王”亦有“祖”义，故祖父又称“王父”（首字可不拘平仄，即“孙”与“胡”亦同为平声字也），“引”与“行”则对仗极工。（吴小如致白化文）其意若曰，孙儿幼小，其所以能迈步前行者，盖由其祖父予以引导之也。是从人名的“无情对“兼具上下联意义上有连贯的”流水对“了。（吴小如《再谈“孙行者”对“胡适之”的公案》） 又有论者指出：“在今天看来，实际上，对对子事件所碰到的，恰是以白话文为主体的中国语文教育的阿喀琉斯之踵。”（张鸣）有的学者如罗志田更由此深加论说，涉及现代学术史的大问题。由此引申开来，委实值得我们重视和深思。 现今学子，则颇可在探讨那三个“备选”下联哪个更好之外，继续思考：怎样看“对联”这种语文形式？它对今人学习语文，有无现实意义？如何结合本文提到的对联知识，加深对作者所论中国语文特点的理解？进而，如何使我们的语文学习更加接近汉语文的特点和传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