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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哲学与西方人文主义哲学传统之间的关系 文化哲学虽然产生于对18世纪启蒙哲学的否定，但是，文化哲学家们绝不把自己的研究视野局限于18世纪的启蒙哲学，而是把研究的视野投向了从古希腊以来的哲学历史演变，力图从人文主义哲学传统的演变中提炼出文化哲学的一般原则，从而论证文化哲学作为未来哲学发展方向的可能性和现实性。这样一来，考察文化哲学与人文主义哲学传统之间的关系，就成为我们研究文化哲学的第二个哲学史论题。 在西方，人文主义哲学传统指的是面对人的生活实践和伦理问题，研究人的生命存在、崇尚伦理精神的哲学。这种哲学早在古希腊就出现了。但是，在当时，哲学家们把人的生活实践和伦理问题仅仅归于政治和道德领域研究的事情，并不从形上的高度作抽象的哲学研究。这就极大地限制了人文主义哲学传统的发展。相反，与之相对的面向自然世界的哲学一开始就从形上的层面提出理性的原则，建构科学理性主义的形而上学，使人对自然世界的思考表现出鲜明的哲学形式。正是这样，在现代哲学以前，人们看到的、承认的主要是科学理性主义哲学传统，至于人的生活实践和伦理的问题，人们只是当作从属于科学理性主义哲学的问题来思考。这种研究状况直到文化哲学的兴起才得到根本改变。文化哲学第一次把人的生活实践和伦理的问题上升为人类历史和文化的一般问题，建立了独立于科学理性的历史理性，从而建立起了人类的形而上学。正是由于文化哲学的这一创造，人文主义哲学才在18世纪复兴起来，并经过19世纪的哲学改变而成为现代哲学的主流。文德尔班在他的《哲学史教程》中论述了文化哲学产生、发展的这一历史进程。他把文化哲学的发展分为两个不同的时期。第一个时期是18世纪的文化哲学。这一时期对文化哲学发展贡献最大的是维科和赫尔德。维科的贡献在于反对了笛卡尔的“数学化主义”，建立起以人性为核心的历史理性，从而把人文主义哲学提升到形上的高度。但是，维科是以民族文化为研究人性的单位，这又把人类历史理性局限于民族文化的特殊性，没能在世界历史的一般上揭示文化的原则。这是维科文化哲学的巨大的理论局限性。赫尔德与维科一样，也是以民族文化为人类历史的基本单位，但是，他不像维科那样孤立地看待各民族的发展，而是以人性的一般把各民族的文化联结起来，看成是有机组织起来的巨大锁链。这就建立起历史的思维方式，使人们能够在各民族文化的联结上考察世界历史的发展。这样，从维科到赫尔德，文化哲学呈现出从特殊到一般、从民族史到世界史的研究趋势。第二个时期是19世纪的文化哲学。与18世纪的文化哲学相比，这一时期的文化哲学具有两个特点：其一，这一时期的文化哲学不再停留于历史哲学的层面，而是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层面上探究历史的一般，建立了人文科学的逻辑；其二，这一时期的文化哲学不再以民族文化为研究对象，而是以“普遍有效的价值”为研究对象，并且“不把这些价值当作事实而是当作规范来看待。”通过这两个方面的研究，文化哲学打通了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使人文科学的方法获得了哲学的普遍性，并最终取代理性主义哲学而成为当代哲学的主要思维方式。通过对哲学史的这一考察，文德尔班一方面揭示了文化哲学与哲学史上人文主义哲学传统之间的继承和变革关系，另一方面又以文化哲学从18世纪到19世纪的发展证明，文化哲学是朝着将历史的普遍化、一般化的方向发展的。在他看来，文化哲学的任务就是创造抽象的、具有世界普遍性的历史理性，为人们考察世界历史的发展提供新的哲学思维方式。 其实，文化哲学与人文主义哲学传统之间的关系是极其复杂的。这种复杂性表现为：文化哲学家们在创立文化哲学时，并不是直接地依靠历史上人文主义哲学传统的资源，而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先前哲学的形上思维方式的借鉴和改造。我们知道，柏拉图和培根都不是文化哲学家，把他们的哲学完全地归于人文主义的哲学传统也似乎过于牵强，但是，维科却从他们的哲学中吸取了思想和方法，并运用这些思想和方法改造人文主义哲学传统，这就构成了文化哲学与人文主义哲学传统之间的复杂联系。由此决定，我们在研究文化哲学与哲学史上的人文主义哲学传统之间的关系时，不能在两者之间划等号，而应该到全部的哲学史中去探究文化哲学的思想来源，揭示两者之间深厚而复杂的联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