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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宵人语 茱 萸，1987年生，诗人、随笔与专栏作家，法学学士。现于同济大学哲学系攻读硕士学位。其专栏“深宵人语”将以谈论明清诗文及文人间交往为主，鉴帝国晚期文人诸端心态于青萍之末。 读书种子 无意功名的吴敬梓在家道败落中写《儒林外史》，将末世文人的种种变态和扭曲揭痂以示，他以极端痛楚的书写方式成就了对自我的完善。但此书甫出却知者寥寥，惟比他小十七岁的安徽歙县人程晋芳后来在《怀人诗》中如此纪念：“外史纪儒林，刻画何工妍，吾为斯人悲，竟以稗说传”（见程氏《勉行堂诗集》），但为“以稗说传”而悲，却表明当时的文体等级观念何等顽固。及至清末，龚自珍说“莫从文体论高卑，生就灯前儿女诗”，可见诗这种极尊的文体内部也分格调等级的，更遑论以说部比附史部了。 吴敬梓的末世之痛和程晋芳的文体之悲固然不属同一层次，吴的痛更深彻、更热切，但吴对有明一代儒林中人的惋惜与程对吴本人的惋惜却同样基于文人间的惺惺之意，更确实地说，那是种“物伤其类”式的隐忧。关于这一点，在《儒林外史》的第一回，吴敬梓便借王冕之口道出“一代文人有厄”的秘密：明初礼部议定的八股取士之法消磨尽了多少读书种子，文人们的精神危机前所未有地深重。这用吴氏书里的话来说，叫“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这里所谓的“文行出处”，指文人的学问、品行和对待出仕隐退的态度。因有了八股取士这样的荣身之途，读书种子的候选者们，就有可能蜕变而不能发芽，文化之仓亦将面临颗粒无收的窘境。 黄庭坚《戒读书》一文中曾教导士大夫家“不可令读书种子断绝”，这种对读书种子的呵护大抵源自家族或身份的自豪与自重，却也兼有文化上的拳拳之心。而在儒家那里，《大学》要求儒生们要“修齐治平”，韩愈极言“传道”、“圣圣相传”，张载力倡“为往圣继绝学”，这些固然基于对某种政治伦理的追慕或对“道统”延续的顶礼，却也不乏对文化脉络本身传承的强调。从广义上来说，读书种子之谓，当指这一脉络上的文化托命人——他应该是大部分遗产的继承者，更应该是文人/知识分子精神的传递和自觉更新者。 但诡异的是，在参与政治时，这些“读书种子”的文人（或儒生？）身份往往显得相当暧昧。儒家思想“内圣外王”中的“外王”逻辑注定了他们在参与实际社会进程之时必然依赖于王权，这种依赖最终形成了两种模式：一是“清君侧”式思维（当然不一定是“清君侧”式举动），即反奸臣不反皇帝，这算是较浅层次的、对王权持有者的效忠，历代的死谏之臣、孤忠之臣乃至如梁山泊式的草寇皆是如此；二是“忠于事而非忠于君”，他们依赖的是绝对王权而非某个君主，也即，王权的持有者对他们而言不是最重要的，如晏婴之对齐庄公、于谦之对明英宗等，君主们的变故并不能导致这类人对国事本身的关注和忠诚。 对于身处康乾时期的吴敬梓来说，“盛世”图景下满是回光返照的感觉，那已然是文人的末世了。然而，早在《儒林外史》的开端，明帝国的建立者朱元璋已经出现，他的身后，新一轮的权力争夺战正在展开。这回的参与者，则是真正的“读书种子”方孝孺。关于方孝孺的这个雅称，吴楚材《纲鉴易知录》上记载得详细：燕王朱棣从北平去往南京“靖难”之时，高僧道衍（即朱棣的主要谋士姚广孝）送行时告知他说，南方有个叫方孝孺的人物，是天下读书人的表率.他一定不会依附新朝，不过不要杀他，“杀之则天下读书种子绝矣”。及至朱棣夺得帝国权柄，方孝孺终究因不配合新君而被杀了，不过这是另外一回事。清修《明史》对方孝孺在艺文方面的评价是“工文章，醇深雄迈”，但是方本人似乎却不甚在意此途。他青年时期拜在大儒宋濂门下，被普遍认为是宋濂门下最优秀的弟子，但方孝孺却轻视艺文之道，而“以明王道、致太平为己任”——问题就出在了这里，读书种子自己却志在政治的土壤，他要续接的不是“文统”而是“道统”，于是更盛大的“狂欢”由此而来。 说是“狂欢”，分为真狂和佯狂，有明一代文人精神的畸变实发端和显现于这两种痼疾。佯狂者，文化生态和政治气氛的反常和紧张迫使真正的文人以自我的病态化方式进行自我保全，如明初诗人袁凯、吴中才子祝允明等；真狂者，则是方孝孺此类人物。他属于前文提到的对王权之依赖的第一种模式，也即以纲常社稷的维护者自居，并只效忠于他承认或皇统承认的王权的唯一秉持者。作为建文帝朱允炆的主要谋士之一，在燕王朱棣的所谓“靖难”军队面前，方孝孺觉得他才是站在正义一方讨伐“逆臣”的国之栋梁。这种狂说好听点可谓“担当”，若是往坏了说或以实用主义的角度来看，则是“执拗”了。最关键的问题在于，这是朱氏政权的内部争夺战，更简单地说则是叔侄相争的遗产继承权纠纷——只是这份遗产太过庞大，朱元璋留下来的整个明帝国有着壮丽的山河。方孝孺搅进去，是他的使命感和某种虚幻的正义感在起作用，这本无可厚非，但接下来的一幕上演了：“台州式硬气”正式登台。 根据《明史》的记载，早在朱棣的军队劫掠到大名时，建文帝的主要谋臣黄子澄和齐泰据传早已经逃跑了，但方孝孺却一直坚守到都城被攻克。不仅如此，在朱棣的胁迫下他终究没有草拟这位由外藩入主的皇帝的即位诏书，以至于被盛怒之下的新君处以“诛十族”的酷刑（关于“诛十族”，《明史》上无此记载，仅载为“磔刑”，“诛十族”载于《皇明表忠记》及《明史纪事本末》等书）——皇帝是试图和读书人达成和解的，更希望借“读书种子”之口申明他掌帝国权柄的正统性，但权力对人的异化相当可怕，对即位合法性的焦虑使朱棣此时并没有宽广的容纳异己的心胸，有的却是批量杀人的手段。方孝孺在这种手段面前能够慨然赴死，算是得偿其青史留名的夙愿，但用现代人的眼光看来却是倔强迂腐至于不可救药，这便是鲁迅所谓“台州式的硬气与迂”罢。 话说回来，“方孝孺式硬气”在这枚读书种子绝后倒被渐渐消磨尽了。它曾短暂地恢复了儒生“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高贵传统，却也用众多的生命作了陪葬。但“方孝孺式困局”却远比这种“硬气”更值得讨论。正如前文所言，方效忠的只是他心目中正统的王权秉持者，而非王权本身，至于别的，在所不问，这便是后世所谓的“愚忠”。方的困局在于，他既因客观原因无法坚守自己认为的正统，又没有能力改变建文帝溃败的事实，更无法说服自己只忠于王权本身而非忠于建文帝来改投新君。身处如此的困局和危局，他便只好选择以肉身陨灭的方式来消除这重矛盾了。更有意思的是，方孝孺的效忠建文也好，朱棣的夺取帝位也罢，“靖难”一役的影响直接投射到了朱棣的后代身上，以至于到正德一朝还有宁王朱宸濠试图效法祖先来一场权力的“重新洗牌”，这由后来人吴敬梓看来，更像是一场博彩游戏。他在《儒林外史》的第八回借娄四公子之口道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宁王此番举动，也与成祖差不多；只是成祖运气好，到而今称圣称神；宁王运气低，就落得个为贼为虏，也要算一件不平的事。”这实在是深可玩味的一番话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