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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的历史哲学 (2)

http://www.newdu.com 2018-01-06 光明网 佚名 参加讨论
从仁义之心对历史变革的重要性出发,黄宗羲考察了人的主观动机对历史事件的重要作用。“人心无不仁,一念之差,惟欲独乐。故白起发一疑心,坑四十万人如虮虱;石崇发一快心,截娥眉如刍俑;李斯发一饕心,横尸四海;杨国忠发一疾心,激祸百年。战国之君,杀人盈城盈野,只是欲独乐耳”。[17](卷一)历史事件的发生有极其复杂的原因,历史人物的主观动机、道德意识,即所谓“一念之差”,当然也起很大作用。黄宗羲能够看到人的思想动机在历史活动中的作用,实属难得。由此出发,他特别重视君主的自我修养,并从心学的角度将儒家传统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加以发挥,要君主自觉地端正思想动机。黄宗羲在论述历史变革时,一方面能够认识到历史变化有一定的客观趋势及必然性,人们必须因时而变,顺势而治,另一方面又能看到人在历史变革中的主导作用,注意到人的主观动机对历史事件的影响,确乎达到了历史哲学的高水平。
    三 
    黄宗羲历史变革论的中心是万民。在他看来,所有的变革都必须围绕万民的利益进行,都必须有利于民生,一切均要从民众之需要出发。这是孟子“民贵君轻”思想在明清之际的重新发挥,是黄宗羲用以区别仁义之心与非仁义之心的标准,更是黄宗羲历史变革论的立足点。从黄宗羲的著作中,我们无数次地看到这样的言论,诸如“志仁者从民生起见”,[18] (卷六)“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19](《原臣》)等等。从关注生民休戚这一中心出发,黄宗羲指出了封建君主专制愈来愈强,人民遭受政治压迫、经济剥削愈来愈严重的现实。他认为,中国历史有两大变局,秦汉为一变,蒙元为一变,愈变对老百姓的盘剥愈严重,所谓“夫古今之变,至秦而一尽,至元而又一尽。经此二尽之后,古圣王之所恻隐爱人而经营者荡然无具,苟非为之远思深览,一一通变,以复井田、封建、学校、卒乘之旧,虽小小更革,生民之戚戚终无已时也”。[20](《原法》)他认为,历史经此两变,积弊日久,百姓灾难日深,小的变革已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远思深览,一一通变”,进行较大的变革。只有这样,才能结束生民戚戚惨惨的生活。他还具体分析了一些制度的变更对百姓日深一日的盘剥。比如税法,从古代井田制到秦废井田,为一变;自秦而至于唐,行两税法,由征粟帛改为征钱,又一变;自明以来,废钱而征银,此又一变。“经此三变,民生无几矣”。[21](卷三)制度的变化,关键是看其病民还利民,利民之变为善,害民之变为不善。
    从万民利益出发,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对封建君主专制进行了猛烈抨击。他把三代以下与三代以上进行了对比,认为三代以上之君,为万民而设,为万民谋利;三代以下之君则为个人谋利,将天下变为个人之私产,胡作非为,“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己矣”。[22](《原君》)三代以上之臣,为天下万民,非为君主一人,三代以下之臣,只为君主谋利。三代以上之法是万民之法,三代以下之法则是一人之法。赋税由古至今,愈来愈重,取士制度由古至今,弊端愈来愈多。总之,三代以来,各种制度都变成与民众利益相对立的了。
    黄宗羲在批判封建君主专制、变革社会体制时,数言三代,盛赞三代制度良善,而后世弊端丛生,其目的并不是要复古,而是借儒家所崇尚、向往的三代制度来批判后世愈来愈严酷的封建君主专制。黄宗羲生活的时代,虽然已有了资本主义萌芽,也出现了带有市民气息的种种思想,但成熟的市民思想并未形成,还不可能为人们批判封建君主专制提供新的锐利武器,黄宗羲只能从积淀深厚的传统儒家优秀思想武库中取来武器,对君主制进行批判,此乃时代条件使然,不能过分苛求。况且,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提出变革封建专制体制的种种方法,富有时代气息,将儒家民本思想与明中叶以来生长的“人各得自私,人各得自利”的个体平等观念相结合,为人们设想了一幅未来社会的蓝图。
    在政治体制上,其一,君、臣平等,共同理事。君臣和父子不能相提并论。父子关系是血缘关系,千古不变,故父为子纲;君臣关系不是血缘关系,是因“天下之责”而联结在一起,可以“累变”。这就打破了封建时代家、国同构的观念,有了近代资本主义思想的萌芽。其二,提高宰相地位,限制君权。其三,以学校作为监督君主的议论机关。在法律上,要求“立天下大法”,“废一家之法”,主张法治重于人治。在经济上,提出恢复井田制以抑制土地兼并。在文化上,主张兴办学校,提倡绝学。等等。这些,就是黄宗羲所向往的历史变革的最终结果。
    黄宗羲对封建君主专制的批判以及对未来社会的构想,在近代中国产生过很大影响。戊戌维新运动高涨时,梁启超、谭嗣同等人节钞《待访录》,印行数万册,广泛散布,并说该书是当时“刺激青年最有力之兴奋剂”,是“宣传民主主义的工具”。[23]资产阶级革命派人物陈天华在《狮子吼》一书中将《明夷待访录》与卢梭《民约论》相提并论,足见《待访录》本身具有民主启蒙思想。
    作者:王记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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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黄宗羲. 易学象数论[A]. 黄宗羲全集(第九册)[C].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
    [4]姜希辙. 历学假如序[A]. 黄宗羲全集(第九册)[C].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
    [5]谢国祯. 黄梨洲学谱[M]. 上海: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2.
    [7][9]黄宗羲. 明儒学案[M]. 北京: 中华书局,1985.
    [8]李明友. 一本万殊[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4.
    [10][13][14][15][16][17][18][21]黄宗羲. 孟子师说[A]. 黄宗羲全集(第一册)[C].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
    [11]孙叔平. 中国哲学史稿(下册)[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304.
    [12]黄宗羲. 留书自序[A]. 黄宗羲全集(第十一册)[C].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
    [19][20][22]黄宗羲. 明夷待访录[A]. 黄宗羲全集(第一册)[C].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
    [23]梁启超.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 中国书店,1983. 47.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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