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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的校徽有三本书，两本是打开的，一本是扣着的。这是说，智慧是不能只从知识里得到的 我们的心灵必须超越感性，进入知性，进而提升到理性，才能为智慧创造契机 在社会资本、文化能力和伦理智商呈现出普遍下降趋势的今天，我们需要继续发展科学技术，更需要培养做人的智慧 2007年，印度的文明研究中心和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合办了一个以“印度和中国从哲学角度审视知识,智慧与精神性”为主题的国际学术会议。自从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印边界冲突以来，这是两种文明的首次哲学对话。其实，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和印度国家哲学学会资深学人就已开始协商召开这样一个会议了。当时我的构想是以“知识与智慧”为主题，他们友善地建议加上“精神性”。我同意了，可是并不十分理解智慧与精神性的关系。至于知识与智慧，我确有些想法，但自知并不深刻。 今天，因为传播科技的突飞猛进，掌握信息很容易，对人文学（文学，历史及哲学）的冲击非常大，与之同步，青年人中也出现了“把信息混同于智慧”的趋向。曾几何时，博闻强识是学养的标志，香港中文大学的刘殿爵教授曾对我说，他所发表的论文从来不涉及两汉以后，因为他坚信必须把握“全部”资料才有发言权。那时只有饱学之士才能凭记忆指明某一文本出自何典、何章。但在搜索系统完备的今天，这种前人以皓首穷经的功夫所取得的学识已经成为连普通大学生都具备的基本功了。但，毫无疑问，信息究竟不是知识，如果不能把散离的数据形成有系统的概念，即便运用电脑的技术很纯熟，也根本无法进入人文学的世界。熟读、细读、精读核心文本的基础训练还是不可或缺的。 知识和智慧也属于不同的层次，好像掌握知识的多少和智慧的深浅没有直接的关系。众所周知，不少“文盲”却很有智慧。譬如，世界各地没有书写文字的原住民，就是靠他们的长老口传心授，把长期凝聚的智慧一代代承接下来的。就连公认的、极有智慧的人物也有不识字的，比如传闻中的六祖惠能。你看哈佛的校徽，上面有三本书，其中两本是打开的，有一本却是扣着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智慧是不能只从知识里得到的。现代科学认为，随着我们理性的发展，无知也随之向前发展。儒家传统里有“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的观点，这才是真正的智慧。 但是，智慧和知识确有密切的关系。宋代的张载说“德性之知”和“闻见之知”有本质的分别，但“德性之知”并不完全脱离“闻见之知”，可以作为我们的参照——知识并非智慧，但智慧不离知识。我们的心灵必须超越感性，进入知性，进而提升到理性，才能自我净化，才能客观地摄取知识，才能为智慧创造契机。前面提到的原住民的精神领袖和惠能都不只停留在感性的层次，他们都有知性和理性的能力，不过他们的境界更高，因为他们还体现了由悟性而开启的智慧。 那么，智慧和精神性的关系如何呢？一提到精神性，就很容易和宗教联系起来。但我对印度思想家提出精神性的原因颇有“了解之同情”。自从2004年我应邀到印度担任“国家讲座”，在五大城十所高等学府发表一系列有关儒家人文精神的讲座以来，结识了数十位当代印度的哲学高人，芭拉苏柏拉曼尼亚即是其中之一。他所强调的精神性不仅适用于“核心文明”的五大传统——犹太教、兴都教、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也和希腊哲学中突出德性伦理的精神有关。 从儒家的心学，也就是“身心性命”之学，可以体察他如此表述的意义。人类有三种从远古就赖以生存的基本智慧，其中之一就是听的能力。中文“圣”的繁体字有一个耳，意思是能听的。孔子“五十而知天命”以后的“耳顺”，即是突出精神性的“听德”，“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把实然和应然融为一体，也就是艺术自由和道德律令的合一，充分体现了人格成长所能达到的精神境界。我们可以从孟子对自我实现的描述中窥得几分信息：善，信，美，大，圣，神。这里的“圣”和“神”都是描绘至善人格的价值。“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凸显了转化自我而又转化世界的人文精神。 陆象山曾说过，“吾虽一个大字不识，也可堂堂正正做人”。这至少表明了人格的培养不能全靠知识的积累来完成。在经济全球化导致同一性，而文化全球化又加深差异性和多样性的信息时代，世界各地都有物欲释放和诚信缺失的现象。在社会资本、文化能力和伦理智商呈现出普遍下降趋势的今天，我们需要继续发展科学技术，更需要培养做人的智慧。这种一代代人传下来的智慧，每一个人都必须亲自经历，并用心去体验，没有捷径可循。（杜维明）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