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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云：“君子弛其亲之过，而敬其美。《论语》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欢。’” 有学者曾根据这段文字前面既有“子云”，后面又有“《论语》曰”，推论《坊记》等篇中的“子云”应为子思之言，而非孔子之言。[⑯]前面已说过是不正确的。元陈澔引石梁王氏说：“既有子云，又引《论语》曰，不应孔子自言，因知皆后人为之。”（《礼记集说》卷九）清翁方纲说：“此篇盖记礼者杂引孔子之言，而以诸经并引于内。”（《礼记附记》）这些说法虽有一定道理，但也并不准确。按，《论语》编定于孔子弟子和再传弟子之手，子思可能也参与其中，对其内容应有相当的了解，而《坊记》、《缁衣》等篇也应记录、整理、编定于子思弟子之手。子思弟子记录乃师之言时，竟对其明显的不合理之处视而不见，其实正说明子思所谓“子曰”，不过是其表达思想的特殊形式，是不必言必有据，过分拘泥的，故连其弟子都不对其深究。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子思引述的“子曰”都是随心所欲，毫无根据的。从《坊记》等篇的内容来看，其很多言论都是可以在《论语》中找到根据，或与其基本相似的。如《坊记》说：“子云：从命不忿，微谏不倦，劳而不怨，可谓孝矣。《诗》云：‘孝子不匮。’”《论语》说：“子曰：事父母几谏，谏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里仁》）二者的观点基本一致。又如《坊记》说：“子云：小人皆能养其亲；君子不敬，何以辨？”《论语》说：“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为政》）一作“犬马”，一作“小人”，而在儒家看来，“犬马”与“小人”其实也相差不远。类似的例子在《坊记》、《缁衣》等篇中还有不少。所以，子思引述的“子曰”其中一部分还是以孔子言论为根据的，是言之有据，持之有故的。之不过在文词和表达上出现了一些“变形”而已，而这种“变形”乃是口耳相传阶段的常见现象。而且就另一部分与孔子思想存在一定差别的“子曰”而言，那也不过是子思根据时世的变化，对孔子思想作了新的诠释和发展，说它与孔子的思想存在一定的差别可，说它与孔子的思想完全对立乃至排斥则不可。孔子重礼轻刑，固然是源自于他的理想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但也并不意味着他完全排斥、否定刑的作用，孔子一生最重视“时”、重视“权”，若他处于子思的时代，也会对其礼、刑观做出适当调整，以顺应社会的变化。所以，如果不把孔子之“意”看作是静止、固定的，而是动态、变化的话，那么，“子曰”便无疑是表达孔子之“意”的最佳方式——某种程度上，这不仅是子思，同时也是孔门后学普遍采用“子曰”表达形式的原因所在——之不过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实录”，而是对孔子思想的内在诠释，是对孔子思想的既继承又发展。因而在处理先秦典籍中的“子曰”时，就不可简单地停留在“信”或“疑”上，而是要根据其内容进行“释”，根据其内容做出具体分析，将其放在儒学思想发展的脉络中进行解释和说明。 3、君臣之道 作为对现实人生有深切关怀的思想家，孔子不是要做洁身自好的隐者，而是要通过积极入仕，改变混乱的社会现实，以实现“吾其为东周乎”（《论语·阳货》）的社会理想，故君臣之道等也是孔子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 在孔子看来，“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微子》）“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同上，子路语，但应也反映了孔子的思想）人不可能与禽兽相处，他的选择只能是对置身于其中的社会进行完善和改造，故君子出仕，不过是实现其理想而已。然而现实的复杂性在于，既然是出仕，就面临着统治者的选择问题。如果所事的君主不明，或是乱臣贼子当道，则理想不仅无法实现，而且会身遭刑戮，陷入危险的境地。所以孔子虽然主张积极出仕，但并不否定隐的合理性，而是对于仕与隐采取两可的态度。“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人，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泰伯》）“子谓南容，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公冶长》）“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同上）在对于事君上，孔子虽然主张“勿欺也，而犯之”（《宪问》），但又认为“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先进》）。对于君主的批评还是有条件的。然而，这种情况在《缁衣》等篇中却有所改变。 子曰：“事君可贵可贱，可富可贫，可生可杀，而不可使为乱。”（《表记》） 子曰：“事君，军旅不辟难，朝廷不辞贱。处其位而不履其事，则乱也。故君使其臣得志，则慎虑而从之；否，则孰虑而从之，终事而退，臣之厚也。《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同上） 子曰：“唯天子受命于天，士受命于君。故君命顺则臣有顺命；君命逆则臣有逆命。诗曰：‘鹊之姜姜，鹑之贲贲；人之无良，我以为君。’”（同上） 事君即使贱、贫、被杀，也“不可使为乱”。“君命逆则臣有逆命。”对君主的批评由有条件发展到无条件。虽然主张“终事而退，臣之厚也”，但这不同于孔子的“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不是为了“免于刑戮”，而是为了“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是为了维护人格的尊严和独立。结合子思“恒称其君之恶者，可谓忠臣矣”（《郭店竹简·鲁穆公问子思》）的主张，不得不承认，以上言论的所有权应该属于子思而不是孔子，是子思对孔子臣道思想的进一步发展。而子思之所以能够将儒家的批判、抗议精神推进一步，显然与其所处的时代以及士人地位的提高密切相关。子思自己对此有很过好的说明：“曾子谓子思曰：‘昔者吾从夫子巡守于诸侯，夫子未尝失人臣之礼，而犹圣道不行。今吾观子有傲世主之心，无乃不容乎。’子思曰：‘时移世异，人有宜也。当吾先君，周制虽毁，君臣固位，上下相持，若一体然。夫欲行其道，不执礼以求之，则不能入也。今天下诸侯方欲力争，竞招英雄以自辅翼，此乃得士则昌、失士则凶之秋也。伋于此时不自高，人将下吾；不自贵，人将贱吾。舜禹揖让，汤武用师，非故相诡，乃各时也。’”（《孔丛子·居卫》）的确，与孔子相比，子思无疑更具有“傲世主之心”，而这也正如子思所言，是“时移世异，人有宜也”。当孔子之时，“周制虽毁”，但“君臣固位”，上下等级森严，“夫子未尝失人臣之礼，而犹圣道不行。”而生活于“今天下诸侯方欲力争，竞招英雄以自辅翼”时代的子思，有着宽松的言论空间和优越的地位。“昔者鲁缪公无人乎子思之侧，则不能安子思。”（《孟子·公孙丑下》）孔子、子思不同的精神风貌和主张，显然只能从其所处的时代和个人的境遇中得到解释和说明。 在《论语》中，孔子主张“事君敬其事而后其食”（《卫灵公》）。“事君，能致其身。”（《学而》）而《表记》则说：“子言之：事君先资其言，拜自献其身，以成其信。是故君有责于其臣，臣有死于其言。故受禄不诬，其受罪益寡。”“子曰：事君大言入则望大利，小言入则望小利；故君子不以小言受大禄，不以大言受小禄。《易》曰：‘不家食吉。’”一个重视“事”，一个重视“言”。看来，这个差别也不是偶然的，而是孔子、子思不同思想性格的反映。究其原因，就在于当孔子之时，“欲行其道，不执礼以求之，则不能入也。”故孔子强调要“敬其事”，尽臣子的职分赢得君主的信任。“子使漆雕开仕。对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说。”（《公冶长》）这里，“吾斯之未能信”是指对出仕没有信心，也就是尚不能做到“敬其事”。可见，孔子是以“敬其事”为出仕的条件的。子思的情况则不同，“缪公之于子思也，亟问，亟馈鼎肉，子思不悦；于卒也，摽使者出诸大门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后，知君之犬马畜伋！’”（《孟子·万章下》）对于享受着君主厚待的子思来说，重要的是自己的言论、主张能够被采用，“先籍其言以告君”，“度君之能用我言焉而后进。”（孙希旦《礼记集解》卷五十一）自己获取利禄也是因为进献的言论、主张的缘故，否则，便是像犬马一样被人蓄养。可以说，不同的地位和处境使孔子、子思在事君的态度上存在微妙的差别。 综上所述，《表记》等篇中君臣之道的论述并不都是孔子的言论，有些可能包含了子思的思想，是子思对孔子臣道思想的发展，虽然它们都是以“子曰”的形式出现。但这并不意味着《表记》等篇中的“子曰”都是假托，都是毫无根据。在子思和孔子那里，依然存在着某种“一以贯之”的东西，这便是孔子倡导的“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论语·微子》）的信念和理想。子思的一生正是在实践、完成这一信念和理想，之不过根据时世的变化对其内容做了调整和变化而已。所以，子思对于孔子的言论就不仅仅是假托、伪造的问题，同时还包含了接受和继承。子思与孔子的言论也往往交织在一起，很难做出非此即彼的区分。如，“子曰：事君不下达，不尚辞，非其人弗自。《小雅》曰：‘靖共尔位，正直是与，神之听之，式谷以女。’”（《表记》）“子曰：事君远而谏，则谄也；近而不谏，则尸利也。”（同上）“子曰：事君欲谏不欲陈。《诗》云：‘心乎爱矣，瑕不谓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同上）“子曰：事君难进而易退，则位有序，易进而难退则乱也。故君子三揖而进，一辞而退，以远乱也。”（同上）“子曰：事君三违而不出竟，则利禄也，人虽曰不要，吾弗信也。”（同上）“子曰：事君慎始而敬终。”（同上）这些言论，很难说哪些是孔子的，哪些是子思的，要说也只能说它们是孔子、子思都可以接受的，是孔子、子思共同具有的思想，要对《表记》等篇中的每条“子曰”都做出身份的区分，是既无必要也不可能的。我们要强调的是，“子曰”作为子思一种特殊的表达形式，虽然有孔子的思想、言论为根据，但并不是严格意义的“实录”，同时也包含了子思个人的观点、主张，是既内在于孔子思想之中，又做了主观的诠释、创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