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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论，《表记》对仁、义关系，特别是对三代社会的认识、理解，与孔子思想显然是有一定差别的。这种差别只能理解为子思思想的进一步发展，虽然它仍是以“子曰”的形式出现。这说明，《表记》中的“子曰”与《论语》的“子曰”有所不同，它不是对孔子言论的“实录”，而是包含了子思个人的思想，是子思表达其思想的特殊形式。这种表达形式，一方面内在于孔子的思想之中，是以孔子思想、观念、言论为根据，甚至沿着孔子的思想逻辑做出进一步发展，如《表记》对仁、义关系的讨论来自孔子仁与礼的关系问题，等等；另一方面，也会根据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做出与孔子不同甚至相反的理解和诠释，如《表记》批评周人“利而巧，文而不惭，贼而蔽”，不同于《论语》的“吾从周”，等等。因此，《表记》中“子曰”的属性、归属是比较复杂的，它可能既有对孔子言论的记叙或转述，也有子思的发挥、创造，在处理这些“子曰”的时也就不可一概而论，而需要做出具体分析。如，《表记》说：“子曰：仁有三，与仁同功而异情。与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与仁同过，然后其仁可知也。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强仁。”“安仁”、“利仁”之说也见于《论语》，“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里仁》）《表记》只是增加了“畏罪者强仁”。又如，《表记》说：“子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大雅》曰：‘德輶如毛，民鲜克举之，我仪图之，惟仲山甫举之，爱莫助之。’《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诗》之好仁如此，乡道而行，中道而废，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数之不足，俛焉日有孳孳，毙而后已。”这位“中心安仁”的“天下一人”应该就是夫子自己了，而“乡道而行，中道而废”一段文字，也容易使人们想起《论语》中的“夫子自况”：“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述而》）可能因为《论语》中的文字是弟子“亲闻之”夫子者，而《表记》是子思“有闻之于人者”，故二者在语境和表述上有所不同，但仍依稀可看到二者的联系。再如，“子曰：仁之为器重，其为道远，举者莫能胜也，行者莫能致也，取数多者，仁也。夫勉于仁者，不亦难乎?”《表记》的这段“子曰”很容易让人想到《论语》的下面一段文字：“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泰伯》）但这段文字在《论语》是做“曾子曰”，而不是“子曰”。子思曾问学于曾子，与曾子交往甚密，故误将“曾子曰”当作夫子语也在情理之中。 子思在回答人们对其引用“子曰”的质疑时，曾自我辩解称，“虽非其正辞，然犹不失其意焉。”然而在我们看来，这也只是子思的一面之词。子思引用的“子曰”于孔子之“意”并非没有所“失”，没有所发展。在子思之“意”与孔子之“意”之间，显然已存在着一定的差别。如果一定要说“犹不失其意”的话，那也只能说，子思之“意”是内在于孔子之“意”中，是由孔子之“意”发展而来，与后者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因而，即使子思是在假托“子曰”，也并非空穴来风，毫无根据，而之不过是对孔子之“意”做创造性的诠释，进行新的发展，故“虽非其正辞，然犹不失其意焉”。 2、礼、刑思想 礼也是孔子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克己复礼”是孔子面对“礼崩乐坏”的现实发出的一声呐喊，也是他为之奋斗终身的信念和使命。不过，孔子好谈礼却讳言刑，这是因为礼的精神是敬、让，而刑的实质是强制、惩罚。礼与刑在三代以来的社会实践中虽然不是绝对排斥的，但一定程度上也存在着矛盾和对立。故鲁昭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13年）冬，晋赵鞅、荀寅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孔子称，“晋其亡乎，失其度矣。”（《左传·昭公二十九年》）然而这种情况在《缁衣》等篇中却有所改变，《坊记》开宗明义说： 子言之：“君子之道，辟则坊与？坊民之所不足者也。大为之坊，民犹逾之。故君子礼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 “君子之道，辟则坊与”无疑是个新的命题。所谓“坊”，水之堤防也。这说明，《坊记》的作者不仅关注于君子的仁义之道，同时也认识到，“失道则放辟邪侈也。”（郑玄《注》）所以要像河堤之防水患那样，对民进行防范。其中礼是坊民德之失，刑是坊民之淫邪，政令则是坊民的贪欲，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对于礼与刑的关系，孔子有一段经典的论述：“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这里礼与刑的关系是对立的，孔子对礼、刑的态度也存在高下取舍。值得注意的是，这段话同样也见于《缁衣》中，然而其内容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齐之以礼，则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齐之以刑，则民有遁心。故君民者，子以爱之，则民亲之；信以结之，则民不倍；恭以莅之，则民有孙心。《甫刑》曰：‘苗民匪用命，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是以民有恶德，而遂绝其世也。” 这段文字前半部分除了内容略有增加，以及在传抄过程中不可避免出现的文句变化外，其对礼、刑的看法与孔子基本是一致的。然而后半部分却笔锋一转，引《甫刑》为据，提出“是以民有恶德，而遂绝其世也”。可见，只要民有恶德，刑的作用依然不可否定。前面被贬斥的刑，后面又重新得到肯定。所以上引文字前半部分应是子思对孔子言论的转述，而后半部分则是子思对孔子观点的补充、发展，故在同一段文字中前后的主张却各有侧重甚至矛盾。而子思之所以要对夫子之言进行补充、发挥，显然是因为社会的剧烈变革，使其已意识到乃祖重礼轻刑的理想已难以实现了。在《坊记》看来，“夫礼者，所以章疑别微，以为民坊者也。故贵贱有等，衣服有别，朝廷有位，则民有所让。”“夫礼，坊民所淫，章民之别，使民无嫌，以为民纪者也。”然而民之贪欲、淫邪如汹涌的洪水，“大为之坊，民犹逾之。”礼已难以为继了。故《坊记》中一唱三叹，反复陈述的是下面的言论：“子云：父母在，不称老，言孝不言慈；闺门之内，戏而不叹。君子以此坊民，民犹薄于孝而厚于慈。”“子云：祭祀之有尸也，宗庙之主也，示民有事也。修宗庙，敬祀事，教民追孝也。以此坊民，民犹忘其亲。”“子云：君不与同姓同车，与异姓同车不同服，示民不嫌也。以此坊民，民犹得同姓以弑其君。”“子云：……制国不过千乘，都城不过百雉，家富不过百乘。以此坊民。诸侯犹有畔者。”从“以此坊民，民犹……”，“诸侯犹……”的感叹中，不正反映了礼的作用日渐式微，日益失去维系人心力量的现实吗？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子思抬出刑作为礼的补充，并对乃祖的礼、刑观进行了补充和修正。所以，《坊记》中的礼、刑思想主要应属于子思而不是孔子。 前面说过，《论语》中只提到“仁者安仁，知者利仁”（《里仁》），《表记》却增加了“畏罪者强仁”。看来，这一增加也并非“无心插柳”，而是有意为之，增加者即孔子嫡孙孔伋子思也。孔子主张“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故在其看来，仁应是发自内心的自觉而不是外在的强迫，故不会将畏惧罪过而勉强行仁也看作是仁。子思由于重视刑，主张“君子议道自己，而置法以民”（《礼记·表记》），所以要降低仁的门槛，将法律的约束也归于仁。“子言之：仁有数，义有长短小大。中心憯怛，爱人之仁也；率法而强之，资仁者也。”（同上）遵照法律勉强实行也可算作是仁。所以，子思虽然对乃祖的仁学、礼学有深切的体会，并作了积极的继承，但决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实录”，而是根据社会时世的变化有补充、有改造、有发挥，虽然形式上采取了“子曰”的表达方式。明白了这一点就可以理解，何以“子云”与“《论语》曰”竟同时出现在《坊记》的下面一段文字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