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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论”“量论”不二 熊十力先生学贯古今，融会中西，出入佛道，取精用弘，而要归于儒，创立了一个颇具特色的哲学体系，在近代中国思想界有着一定的影响。 熊十力哲学体系主要有三大组成部分。他在《原儒》绪言中说，在完成《新唯识论》后“更拟撰两书，为《新论》羽翼。曰《量论》，曰《大易广传》。两书若成，儒学规模始粗备。”熊氏的《新唯识论》原计划包括两部分，即“境论”和“量论”。然自一九三二年正式发表文言本，至一九五三年发表最后删定本，均只有“境论”部分。这是熊氏哲学体系的主体，是探究宇宙和人生根本的本体论部分。“量论”按熊氏自释，则为其知识论部分。而“大易广传”，按其自述主要讲“内圣外王”之学，则似相当于人生论部分。熊氏晚年所著《原儒》及《乾坤衍》二书，实已具此内容。由此可见，熊氏哲学体系内唯有“量论”部分未完成专著。熊氏本人一直以“量论未作”引为“极大憾事”[1]，且希望“后有作者”能偿其愿，则虽“功不必自我成，予何憾焉！”[2] 其实，诚如熊氏自己所说，《量论》在他胸中“早有端绪”。《量论》虽未及作，而吾之意思，于《新论》及《语要》中，时有散见。若细心人，自可看出。”[3]若再参考他在《原儒》绪言中提供的《量论》一书的纲目和大意，则熊氏《量论》的主要内容，在他的其他著作中实都已有所论及，只是缺少最后的整理而己。熊氏《量论》若能写出专著，在条理上可能严整，清晰了，在细节上也可能更详尽些，但在基本理论上则不会有更多新的内容了。可能正因为如此，熊氏从三十年代初，直至六十年代末，虽时时声言要写出《量论》，而却始终没有写出。 熊氏把写不出《量论》的原因推诸“精力疲困”。然而我们看到，在《新唯识论》文言本发表后的三十余年间，熊氏不仅反复多次修订该书甚且抽出其中主体部分，扩写成《体用论》和《明心篇》等，此外还撰写了诸如《读经示要》、《论六经》、《原儒》、《乾坤衍》等好几部洋洋大观的专著。如将其反复修订《新唯识论》的精力少许分出一些来，以从事《量论》的写作，我想《量论》是完全可能写成的。因此，“精力疲困”并不是熊氏未能完成《量论》专著的主要原因。 我以为，熊氏所以未能完成《量论》，是与他对于哲学的看法和关于本体论的基本理论有关。熊氏十分强调哲学的根本宗旨是要探究宇宙和人生的根本，哲学家是为了识得本体，才去研究知识论的。他反复强调哲学与科学的根本区别，认为从哲学上来讲，离开对于本体的证悟，去孤立地研究知识论，是毫无用处的。简言之，熊氏认为哲学是一门证明本体存在和如何识得本体的学问。可是，熊氏所谓的宇宙和人生的本体，乃“非是离自心外在境界”，“唯是反求实证相应故（自注：实证即是自己认识自己，绝无一毫蒙蔽）”。[4]而对本体的认识，也只能是“大明炯然自识（自注：自识者，禅家云自己认识自己）”。[5]因此，在熊氏的体系中，对本体存在的证明和对本体存在的认识，可说是不一不二的关系。这也就是他反复强调的所谓“万物本源，与吾人真性，本非有二”，“吾心与万物本体无二无别”，“反之吾心，而即已得万物之本体”等等。[6]可见，熊氏中“境论”中对本体存在的证明，实际上正是运用了他准备在“量论”中论述的对本体存在认识的理论和方法了。就这一点上讲，在熊氏的哲学体系中，借用熊氏惯用的概念来表述，可说是“境论”和“量论”不二。也就是说，在熊氏的“境论”中已包含了“量论”的主旨，“量论”的主体部分在“境论”中已得到了相当充分的阐发。 尝考熊氏言道：“世学或以宇宙实体离吾心而外在，因向外探索。《新论》故指出实体即是吾之本心，此非外在，更不容向外穷索，要在反求自证。此《新论》之旨也。”[7]又说：“哲学不仅是理智与思辨的学问，尤在修养纯笃，以超越理智而归乎证量。《新论》根本精神在是，中土圣哲相传血脉亦在是。”[8]由此可见，有《新唯识论》在，《量论》之作与不作，已无关宏旨了。况且又有《原儒》中所提供的纲目和大意，已足以窥知熊氏《量论》的全貌了。 又，从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熊氏的本体论最后是落实到他的认识论上的。因为熊氏对本体的全部论述，最终证明“哲学当归于证量”，只有证量是识得本体的唯一正确的认识理论。这也就是他说的，“吾学，归本证量，乃中土历圣相传心髓也。”[9] “思修交尽之学” 熊十力在《新唯识论》壬辰删定本《明宗》章最后一节中说：“夫哲学以上达天德为究竟，（自注：达者犹云证会，天德犹云本体，非谓天帝），其工夫要在思修交尽。”而在有些地方更明确地说：“余常以哲学为思修交尽之学。”[10]这里所讲的“思修交尽之学”是熊氏晚年提出的一个重要的知识论方面的观点。 我们如果将《新唯识论》各种不同版本对读一下的话，立即可以发现，无论是文言本还是语体本，在这一节中都是把“修”和“思”对立起来，而着力地批评“思”的。以一九四七年语体本为例，这段话是这样写的：“今世之为玄学者，全不于性智上着涵养工夫，唯凭量智来猜度本体。”“所以量智，只是一种向外求理的工具。这个工具，若仅用在日常生活的宇宙，即物理的世界之内，当然不能谓之不当，但若不慎用之，而欲解决形而上的问题时，也用他作工具，而把本体当做外在的境物以推求之，那就大错特错了。”然而在壬辰删定本中，在上述“其工夫要在思修交尽”下则是这样写的：“专尚思辨著，可以睿理智，而以缺乏修为故，则理智终离其本，无可语上达。专重修为者，可以养性智，而以不务思辨故，则性智将遗其用，无可成全德也。是故思修交尽，二智圆融，而后为至人之学。”应该说，这一论点与熊氏“体用不二”，明体而不废用的本体论思想更为一致，当是他“量论”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思修交尽，二智圆融”的论点是熊氏晚年才正式提出的，但与此相关的论题和想法，在熊氏的思想中早已有了。熊氏在比较中印西三方哲学思想时[11]，认为中印（就其同者言）与西方，在认识论上存在着重大差别，即所谓中印重超理智的证会、体悟，而西方则重理智的思辨、推求。在他早年，明确认为思辨只适用于科学，而哲学则非体悟不得证本体。此后，当批评者指谪熊氏哲学排斥思辨，是“反理智”、“反知”后，他注意到不能将这两种思维方法绝对对立起来。 于是，他一方面反复阐明他在“《新论》中时有冥然自证语，此系证量境界，乃超过理智与思考及推论之诣，而与反理智之说，绝不相干。”[12]并声明，虽说“玄学上之真理，决是知识的，即不是凭理智可以相应的”，然而同时“玄学决不可反对理智，而必由理智的走到超理智的境地。”[13]用佛家的说法，“证量”和“比量”“二者不可偏废”。[14]另一方面，则在区别证会与思辨不同[15]的同时，他开始注意论述两者之间的关系。其中大致又可分为两种倾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