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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写下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就有点后悔了。要写这么一位大家、一代才子，并不是读了他的几本书就能写的，更不是数千字所能详尽的。但我还是要写，一来是我读书有记札记写心得的习惯，有些话憋在心里不吐不快；二来因为钱钟书先生与我们湖南师范大学有一定的渊源——创建了师大英文系。 弃联大而就国师 说到师大的前身，还得从蓝田说起。 蓝田位于湖南的西部，旧属安化县，是湘黔铁路线上的一个小镇。抗战开始后，教育部为了加强战时教育，在后方增设了六所师范学院，设立于蓝田的国立师范学院（简称“国师”）便是其中之一。廖世承（钱钟书之父——钱基博的朋友）奉命担任校长，筹备国师，他邀请钱基博、钱钟书父子前往蓝田帮忙。钱基博于1938年秋到达蓝田，担任国文系主任，之后修书一封给钱钟书，叫他回蓝田。当时钱钟书在西南联大任教，不敢违抗父命，于是弃联大而就国师，于1939年到达蓝田，创建国师英文系，并担任系主任。 钱钟书虽然在国师只教了两年便回上海了，但他敏捷的才思、非凡的记忆力及富有幽默感的讲课都给当时的“国师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现在师大治学严谨、求实创新的教育理念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受钱先生的影响而形成的。这是我们师大的幸运。 “在不得志之下才有好作品产生” 钱钟书一生留下的小说不多，而长篇只有《围城》。它是一部家喻户晓的现代文学经典著作，描写了以方鸿渐为代表的三四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围城”困境。书中作者才情横溢，妙喻连篇，如“方鸿渐昨晚没睡好，今天愈累了，邻室虽然弦歌交作，睡眠漆黑一团。当头照下来，他忽睡到天明，觉得身体里纤屑蜷伏的疲惫，都给睡眠熨平了，像衣服上的皱折痕经过烙铁一样。” 类似这样的语句很多。钱钟书把一件件很平常的事说得惟妙惟肖，令人叹为观止，其中的讽刺意味更是耐人寻味。 “一个人在不得志之下才有好的作品产生。”这是钱钟书在1980年访问日本三所大学时讲演的一个主题。与此类似的话早在汉朝时司马迁就说过，但是话出钱钟书之口就别有一番含义了。钱钟书的青少年时期可以说是比较幸福的，在严父的管教之下，他刻苦学习，博览群书，19岁就考取了清华大学，后来又留学英法。但是当他学成归国准备报效祖国的时候，抗日战争爆发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开始了《围城》的写作，在困顿之中“锱铢积累”而成。之所以叫《围城》，作者在书中也写到了，它来自一个法国古语，意思是说婚姻是被围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去。 在这个时期，钱钟书还出版了三本书：《写在人生边上》（1941）《人兽鬼》（1946）《谈艺录》（1948）。这个时期正是钱钟书被困上海，不得志之时，在短短的几年里他出了这么几部力作充分印证了他前面说的那句话。现在，我们不妨用另一句话来描述他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凡是成功的伟大的作品都是作者身心受到创伤、苦闷之下的产物，极少是歌功颂德的。” “千古文章未尽才” 解放后，钱钟书除了一部编注类的书《管锥编》（注疏了先秦迄于唐前的十部典籍，体现了先生学贯中西的深厚学养，著述于文革期间）外，很少再创作出极具影响力的著作。对此，钱钟书自己也说，他每次想写但又不敢写，怕写出来的东西拿不出手，辜负了读者，于是他选择了避世。《管锥编》便是他避世下的产物。我想，这不免是先生的谦虚之辞。 在文革期间，先生遭受的打击要比抗战时期大得多，但他没能像抗战时期一样把心中的苦闷以著述的方式发泄出来。常言道：“乱世出英雄”，可是在文革时代，对于钱钟书来说能够保全性命也就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如果在太平盛世，钱钟书也许不会去写什么《管锥编》，他会去写小说或小说史，以他的才华，他可能是中国的伏尔泰或斯威夫特、当代的曹雪芹，他有这个实力。先生之于文学上的天才，就像莫扎特之于音乐、乔丹之于篮球一样，是很自然的事。但是不幸的是上天在给他一个发挥天才机会的时侯，却遇上了20世纪下半叶中国最动乱的时期。他有志著述，但今天他留下的著作却不够他期待著述的万分之一，不禁让人产生“千古文章未尽才”之慨。 钱钟书（1910～1998），江苏无锡人；字默存，号槐聚，曾用笔名中书君；现代文学研究家、作家；一生以学术名世，《管锥编》《谈艺录》等著作享誉学林；唯一一部长篇小说《围城》为他在广大读者群中赢得了绝大声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