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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曾经说：“一个政党，在一个历史时期要做什么，不是自己定位，是时代定位。”我认为讲得非常到位。例如，在抗日战争时期，民盟的主要任务就是推动“国共合作，团结抗日”；解放战争时期，民盟的主要任务是“反独裁，争民主，协商建国”；当今时代，民盟的主要任务就是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出主意、想办法。作为参政党，它要有作为，这是时代的定位。胡锦涛总书记多次在高层协商会上对参政党工作寄予厚望，要求民主党派要切实担负起时代赋予的光荣任务，把发挥参政党职能和作用落实到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上来，我领会，这正是体现参政党的使命、功能和价值的关键所在。 “往下走”方能贴近社会 记者：作为民盟中央第一副主席，您经常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请问在近一两年中，有哪些调研让您印象深刻？ 张梅颖：在我刚担任民盟中央副主席的时候，时任民盟中央主席的丁石孙先生带我去见民盟中央的老领导、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我非常清楚地记得，费老跟我说的一句话：“走啊，往下走”。随着日后下基层调研的次数越多，走得越多，我越体会到费老这句话的深意。 费老在1936年出版的《江村经济》中这样写道：国家发展需要许许多多务实、勤勉、清醒的大脑，了解实情，熟悉民生，做出常识性的判断，并善于找到办法向决策者提出建议。 正是深受费老的影响，我每年都下基层调研，下去的时候，尽量避免走过场，努力使自己沉下去。我看到了很多实情，发现了一些问题。以后退休了，我还要下基层，把看到的问题说出来。 最近这两年，我主要是在关注西部，西部需要有人为他们说话。我关注的问题比较广泛，如西部的义务教育问题、资源补偿问题、环境保护问题、企业自主创新问题、农民增收、粮食增产问题以及扩大内需问题等。其中，教育问题，又是我关注相对比较多的问题之一。 2008年5月，民盟中央去广西调研，主题是基础教育教师队伍建设状况。调研组5天之内行程2000余公里，实地考察了边远落后农村地区教师的工作、生活情况。可以说我是带着歉疚的心情结束广西之行的。在一个教学点，三个孩子挤在一张铺着草席的硬板床上，伙食就是米饭就着一些黄豆。而在教学点走读的孩子，日复一日要翻越两座大山，走上两个小时人迹罕至的崎岖小路上学，在学校不食不休，放学还要走同样的路程，他们普遍身材矮小，衣衫褴褛，营养不良，充满稚气的小脸上露出的却是羞涩的微笑。 因此，每到一个地方，在与党委、政府和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交换意见时，我都不遗余力地为改善教师和学生的生活待遇和工作、学习条件大声呼吁，希望引起各级政府和全社会的重视，真正让爱的阳光普照那些把毕生献给农村教育事业、让无数农家子弟从此改变人生命运的基础教育战线的老师们。回来后，向党中央国务院提交的加强义务教育教师队伍建设的多项建议被采纳，为了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我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大山深处的耕耘者》。 今年上半年，我又去了三峡库区，这次特别关注了职业教育的问题。在三年多时间里，这已经是我第三次到库区了，每一次感受都大不一样。职业教育不仅关系到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对技术工人的需求能否得到满足，而且与富民扶贫直接相关。例如，库区移民为什么成了老大难问题？关键问题就在于移民难以融入现代经济社会，如果每户移民家庭有一个人能接受良好的职业教育，能够掌握一门谋生的技能，这个家庭很可能就自然地融入了，从而可免除政府的无限责任。 现在社会上出现大学生就业难和农民工就业难两股洪流，在一定层面上，正是我国职业教育缺失的表现，反映出现在的教育偏离了现实社会的需求。很多地方出现职业技能人才的短缺，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这个问题。我认为，大力加强农民特别是青年农民的职业教育，是从长远解决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诸多问题的关键手段之一，也可以说是一把“钥匙”。 从生源的流向分布来看，职业教育在我国教育体系中应该占半壁江山，可事实上，职业教育经费只占国家教育投入的8%左右。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和就业冲击的经验表明，只有建立在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调整产业结构和加强对农民工职业教育的前提下，农民工就业问题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才能让他们保就业、保生计，并逐步走向富裕。只有数以亿计的农民走向富裕，才能真正拉动内需，这样的GDP才是创造财富的GDP，才是一个良性的、可持续发展的GDP。 大学教育体制改革，也是我近年来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什么是大学？德国哲学家康德给大学的定义是：大学是学术共同体，它的品性是独立的，追求真理与学术自由。可事实上，我国很多人理解大学就是形体大、官本位、行政化，最近网络上正在热议“到底谁在折腾大学”这个话题，这的确是值得深思的一个问题。 如今，在很多大学，真正老老实实做学问的往往坐冷板凳，往往都比较“弱势”。如果不从体制、机制上解决这个问题，我国大学就永远培养不出钱学森所说的大师。钱学森在最后一次关于教育的谈话中提到，他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读书时，感觉学校有一种精神，就是创新，鼓励学生向权威挑战，现在中国哪所大学有这种精神？钱老晚年对我国大学教育中存在的问题说了很多真话，对我国的教育改革也提了很多建议，可以说他的内心充满了忧虑。大学不改革怎么行？这关系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后劲和长久未来。现在真的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了。 “欲罢不能”传递“真火” 记者：作为一名知识分子，您怎样看待人文知识分子的精神境界？ 张梅颖：民盟中有很多杰出的人文知识分子，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都作出了卓著贡献，成为一代知识分子的楷模，如冯友兰、朱光潜、费孝通、任继愈、季羡林等。在这里，我要特别说说冯友兰老先生。冯老历经坎坷，遭受了很多磨难，可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仍没有放弃对学问的追求。到了晚年，冯老眼睛完全失明，耳朵也失聪，可他仍在继续撰写《中国哲学史新编》。他是通过口述让别人把自己的话记下来，然后别人再念给他听，再修改。他说：“我好比一头老黄牛，懒洋洋地卧在那里，把已吃下去的东西吐出来，重新咀嚼，不仅其味无穷，其乐也无穷。古人所谓‘乐道’，大概是这意思吧！” 冯老的学生叶朗教授向我讲述了一段故事：90岁寿辰时，一群学生为冯老祝寿，见其仍在专心学问，不解，冯老解释说，人类文明好似一笼真火，古往今来，对于人类文明有所贡献的人，都是呕出心肝，用自己的心血、脑汁作为燃料，才把真火一代一代地传了下去。凡是在任何方面有所成就的人，都需要一种拼命的精神。为什么要拼命？就是“情不自禁，欲罢不能”。冯先生接着解释说：“这就像一条蚕，它既生而为蚕，就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吐丝。‘春蚕到死丝方尽’，它也是欲罢不能。”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精神境界和信仰就体现于此，中华文明能够继承和发扬光大，就是因为有这样一批杰出的人文知识分子。 也许是受这种精神的激励，我每天都要读书、学习，一天不学习，晚上睡觉是睡不着的。费老被打成“右派”20多年，平反后，他决心把这些耽误的时间找补回来，于是忘我地工作，做出了很多成绩，日后在总结自己的人生时，他对此还是比较欣慰的。我们中国的人文知识分子，都要有这种“欲罢不能”的精神，把延续人类文明的这笼“真火”一代代传下去，不然对不起这个伟大的时代。 记者：《中国社会科学报》是我国第一份面向全国哲学社会工作者的理论学术报纸，您对这样一份报纸有何建议和希望？ 张梅颖：你们的报纸办得很好，品位很高，我差不多每期都看。要说建议，就是报道语言可以再丰富一些，提高可读性；针对某些大是大非的问题，可以展开争鸣，组织学术大讨论。作为我国第一份面向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专业理论报纸，《中国社会科学报》应该大有作为，也必须大有作为，这样才能切实担负时代赋予的使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