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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的”三纲五常”，和其他的”立宪”制度一样，在历史上有效防止了皇权专制主义在废封建兴郡县之后的无限扩张。事实上，秦始皇这样的君王，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了。 在限制君权的同时，董仲舒致力于为丧失了封邑的儒家官僚们争地位。能够拿来争的砝码，无非就是知识。董先生要搞的，也就可以称之为”知识政治”。比如上述对于皇权及皇帝本人的包装，就是一套繁复的知识体系。这是一套可以为权力加冕的知识体系，是牢牢掌握在儒生职业集团手中的饭碗。以董仲舒本人为例，他遭公孙弘陷害，而为胶西王之相，后因惧获罪而辞官归家，从此一心著述。但是朝庭每逢大事，都仍然要派使者与廷尉张汤去其家中询问礼仪典制。”抑黜百家”之后，既完成了意识形态的大一统，使儒家一举成为国教，同时等于保证了儒生们的就业特权和对帝国人事组织系统的垄断。汉朝”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的人事制度也是董仲舒发起的，为以后隋唐兴科举的先声。 将”屈君”和为儒生争地位完美结合的理论，就是董仲舒的”两权分离论”。两权者，所有权和管理权也。董仲舒的企图，就是要造就一种类似于现代股份公司中的”内部人控制”的局面。 用董仲舒的话说，就是”君臣离合”。君王取法于”天”，人臣取法于”地”。取法于天者，就要”高其位”而”藏其形”，意思是深藏不露、光说不练。取法于地者，则要”暴其形、出其情以示人”，意思是站在前台、总理大事。君臣各守其道，谓之”离”，君臣相互配合，谓之”合”。（《春秋繁露·离合根》） 董仲舒运用这个理论来解释《易》中的”负且乘，致寇至”一句。他说：”乘车者，君子之位也。负担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为庶人之行者，其患祸必至也。”（《天人三策》）意思就是说，如果董事长又兼CEO，两权不分，离合不当，就要遭受失败。 也就是要”专家治国”。要让儒生成为帝国的职业管理层，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让管理层来控制皇权，而不是让皇权来凌驾管理层。老实说，这一点在中国历史上往往是做到了的。在大一统的皇权专制之下，权臣把持朝政、蒙蔽圣听、羽翼丰满，但并不企图取而代之。这种事实上的”虚君”是中国皇权专制主义政体的一大特色，几十年就要来一次。而在欧洲中世纪，是很少见的。所以有人甚至得出结论说，”皇上百分之八十都是冤大头”（吴思《潜规则》），而这还是专门针对皇权专制最集中的明朝而言。 主张君臣离合和专家治国，就有点当年莫尔法官拒绝英国国王听审的味道了。包括董仲舒的”春秋决狱”，其实也有这个目的。既让《春秋》所蕴含的”仁义礼智信”的自然法则高高超越于皇帝的制定法之上，又让对律法一窍不通的儒生们可以扬长避短，使司法向着儒家的知识方向专业化。也有点绕着圈子对皇帝说不的意思。 从皇权专制主义的角度说，两千年间，的确存在着严重的”内部人控制”问题。 要是夸张一点，可以说董仲舒的《春秋繁露》等于是中国的《自由大宪章》。皇权专制主义政体之所以能在吾国赓续两千年之久，没有事实上对于皇权扩张的种种限制，是不可想象的。重申本文开端的一句话，”绝对的专制在历史上，正如绝对的民主，都是不曾有过的。” 董仲舒有把儒家宗教化的倾向，他的”屈君”一靠假天之威，二靠内部人控制。不论他的主观意图如何，这些理论的的确确堵住了皇权的过分扩张和残暴。从这个角度，我戏称为”君主立宪”制，显示一种褒扬。这个”宪”，就是作为自然法则的”天”，具体就是以《春秋》为代表的儒家教义。但董仲舒一样仅仅迷恋于阴阳五行、灾异推演这些形而下的怪力乱神，无法为一个缺乏终极关怀的世俗文化带来真正的宗教化。也就无法真的实现政教分离，和对于皇权更加有效更加制度化的钳制。失去私有财产权和封邑的帝国官僚们，在皇帝面前玩的一切权谋和理论上的花样，都不过是微不足道的狡谲。不可能对专制主义有实质上的矫正。 董仲舒在树立一套进行思想控制的大一统的意识形态上，在承认并且膜拜这种权威的同时，借助意识形态对现实的专制力量所企图进行的种种制衡上，都是颇有创意的。对于今日之格局也不是全无启发。”天不变道亦不变”，但是这个”天”，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我们显然需要更大的创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