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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天”，不但是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创造者，而且为众生设立了一个君王。董仲舒通过”君权神授”论重新为一个平民政权加冕。”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春秋繁露·尧舜汤武》），化为后世所谓”奉天承运”的口头禅。”受命于天，天意之所予也，故号为天子者，亦视天如父，事天以孝道也”（《春秋繁露·深察名号》）。但如果君王张扬跋扈，不能够”视天如父，事天以孝道”犹如秦始皇呢？那么，董先生讲”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意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这即是《尚书》所谓”抚我则后，虐我则仇”。是董仲舒对三代革命论的继续（”殷革夏命”《尚书·多士》）。 这就为刘邦起于大泽之中奠定了根基。但是天不能言，如何得知谁才是真命天子，是上天的选民呢？《尚书》云：”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凡人能得到百姓的拥戴，便可视为受命于天。这等于是”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理论版。所以在肯定了合法性的来源之后，这个”儒家革命论”在汉以后，就为统治者不喜，因而不彰。直到晚清才又高涨起来。 君权神授论，使这一皇权官僚体制中的统治权变得至高无上，皇帝成为九五之尊，上天的儿子，和大祭司。从此君为臣纲，春秋时代那种宾主之间亦师亦友的关系已然不在。这些都是”屈民而伸君”的内容，也是董先生对上述第一个政治问题的解决方式。而下面我要强调的是董仲舒对第二个问题的应对，即”屈君而伸天”的立宪制。 其实君权神授论一方面树立了君王的绝对权威，一方面又在君王的脑门之上高悬了一个大象无形、大音无声的”天”。董仲舒企图通过将对于”天”的解释权即对于”宪法”或”自然法”的解释权牢牢抓在儒生职业集团的手中，以实现对君权的适当限制。让君王、官僚、百姓和上天这四者，形成一个”老虎、鸡、虫、棒”相互循环的政治食物链。这个”棒”是一根”天机棒”，既可以打老虎，又会被虫蛀。所谓民意即天意。另一方面，董仲舒的理论又为儒生集团夺得了意识形态的制高权。等于是为在皇权专制主义下失去了封邑与私有财产权的官僚集团打造了一个千年不变的”铁饭碗”。 董先生对作为”自然法”的”天”，进行了神秘主义的诠释。在下述几个方面构成了对于君权的事实上的限制： 第一、 天人感应论。 第二、 三统循环论 第三、 灾异论 第四、 三纲五常论 第五、 两权分离论 汉家传统向来是霸王道杂之，所谓”内用黄老，外示儒术”。始皇帝用刑太甚，崇尚武功。董仲舒则重申孔子的以德治国，主张”重德远刑”，并以春秋决狱，来匡正律令严峻的弊病。但骨子里对法家和道家的理论却是多有吸纳的。法家有法治的倾向，主张人主”不淫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好则好矣，但这个”法”乃是形而下的制定法，没有本体论的根基，又如何如能将九五之尊的上天之子钳制在内呢？法由人主而定，这个法既不是宗教法、又不是社会契约法。也就无法对”朕能生君、能杀君、能贵君、能贱君、能富君、能贫君”（汉顺帝）的无上威权构成任何掣肘。反过来，要是这个法真的对君王构成某种约束了，这个皇权专制主义的政体在合法性上反而有了逻辑的漏洞。所以这个法家之”法”是不能拿来立宪的，这方面首先要满足”屈民而伸君”的要求。所以董仲舒拿来规范人主的，就只能是形而上的自然法--”天”。 “天人感应论”一方面树立了君权神授的渊源，一面则假天之威，提出了对皇帝言行的要求。既然天人相应，君王便当顺应天命，为臣民的表率。行德政以使百姓归心，使上天降下祥瑞，来为合法性验明正身。皇帝必须时刻注意上天的喜怒哀乐，按上天的意志来行事。董仲舒在《春秋繁露》里诠释天意，对皇帝甚至提出了从礼仪到举止的一整套规范。这些规范一方面彰显出受命于天的合法性和皇权的神圣性，譬如”徙居处，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等等。早在汉初，叔孙通便主张新制汉仪。待礼成，繁文缛节，场面庄严，人人莫不振恐肃敬，皇帝撵出，全都俯首不敢仰视。原本讨厌儒生的刘邦这才感叹道：”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