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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感觉，我今后还是要退后一点，远离时代，甚至有时远离学界—人要做一件较大的事业时就必须退后，我要系统整理自己的思想，不能等着别人来整理（就象许多中国近代思想史或哲学史所作的那样），这样的史或者如某某的哲学、文化、社会学思想一类的著作似最好告一段落了，而每一个确有思想的人（尤学者），最好都自己来整理自己的思想，明明白白地将它端出。 我们必须尊重那些思想和学术的大师，学习和研究的过程常常也就是一个与大师们亲近和沟通的过程，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说我们都是依靠大师的，我们要学会尊重那些确实值得尊重的大师们，这并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创造力。我们的思想可能不是很单纯、很明朗，需要从各处吸取养料，就我个人来说，我可能还宁愿自己的思想保持一种适度的模糊和紧张，喜欢有一种很大的张力的空间。我希望我公开发表的文字要尽量明白，而我的思想却不妨有一种深刻矛盾的暧昧。 有两种地方最能激发我的思想：一是在空寂无人的森林、荒野与海滩，只和自然、和寂静在一起；另一个却是在最热闹、最有名、人最多的地方，尤其是如果这时有了一阵街头音乐，我坐在旁边，似听非听，似看非看，有时被演奏者吸引，有时被听者吸引，有时被路人吸引，有时则无所见、无所闻，漫不经心却思绪万千。仅仅有前一种地方让我思考是不够的。有时我还需要人，还需要听到人发出的声音，还需要亲近众多的人们，还需要一个热闹的世界，这样我的思考才不会因片面而萎缩，虽然这时我仍是一个旁观者。 好好地认识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我想，这就是我的使命、我的任务。我最重要的使命还是思想，一定要集中精力思考—重要的还不是表达，不是文字风格，而是一定要集中思考和分析实质性问题，界定和澄清概念。二十世纪主要是一个集体行动的世纪，已经积累了足够多需要个人思考、解释和反省的东西，我想，我们也许能进入一个相对和平、稳定，学者能从容积累和建设现代学术的世纪。 一般来说，一个人追求什么，最后大致都会得到什么，虽然程度不同、满足不一，所以，对于学者的名声，我大致也是丘吉尔对于勋章的那种态度，也就是从不追求，从不拒绝，但也从不炫耀，我甚至宁愿它来得晚一些。一切自然而然，宠辱不惊。如果说每个人都是一颗恒星，凡升起的都是太阳，那么我希望我的太阳缓缓地升起。我需要极其专注于思想学术本身，而不是注意它的一切附带结果或装饰物。无论如何，极其专注—这确实是把一件事做好的关键条件，不管你做什么事，这就意味着除这件事之外的许多事，你都要不在乎。统统不在乎。这包括不要计较功利和名声，一计较就必然要浪费你的时间，你的才能，影响你本可达到的高度。一位画家曾经这样说：”画家用画说话”（painter’language is painting），我想学者也是这样，他最好总是用他自己的著作说话。 (何怀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