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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阴阳理论方面，《周易》和中医学并无直接的传承关系。因为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多数哲学学派都讲阴阳，中医的阴阳理论不见得就是取自《周易》。再者，《周易》与中医的阴阳理论是不同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中医学有“阳根于阴，阴根于阳”，“孤阴不生，独阳不长”和“无阳则阴无以生，无阴则阳无以化”等论点，讲究阴阳平衡。如果人体的阴阳失去平衡，就是发生了病变，会表现出阳证或阴证的症状。发热、口渴、脉速（快）等症状，中医称为阳（即热）证。反之，不发热、口不渴、手足冷、脉迟（慢）等症状，中医称为阴（即寒）证。而《周易》中的阴阳却是不平衡的。它说“一阴一阳之谓道”，似乎是讲平衡。其实不然，在《周易》里，阳始终都出于尊的地位，而阴则处于卑的地位。《系辞传》开始便说：“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4](P194)天是阳的象征，地是阴的象征。“天尊地卑”可以算作“阳尊阴卑”的另外一种表述。再者，易卦有阴阳之分，而“阳卦多阴，阴卦多阳，其故何也？阳卦奇，阴卦偶，其德行何也？阳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阴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4] (P232）乾、震、坎、艮四卦的爻画均为奇数(即阳数)，为阳卦，除了乾卦外，其他阳卦都是阴爻多。坤、巽、离、兑四卦的爻画均为偶数（即阴数），为阴卦，除了坤卦外，其他阴卦都是阳爻多。可见，阳卦和阴卦的阴阳没有处于平衡状态。此外，阳卦被称为“君子之道”，阴卦被称为“小人之道”，也体现了“阳尊阴卑”的思想。因而，我们说《周易》中的阴阳是不平衡的，平衡对它来说倒是一种病态。中医讲阴阳平衡，《周易》主阳尊阴卑，二者不可能是同源的关系。 其次，我们也没有足够证据说明中医的五行来源于《周易》。“五行”说是中医学的基本理论。它在五行归类的基础上，以五脏为中心，以五行的相生、相克关系，说明人体各部之间在生理过程中的关系。从五脏的资生来看，肾水之精以养肝木，肝木藏血以济心火，心火之热以温脾土，脾土化生水谷精微以充肺金，肺金清肃下降以助肾水。这是说明五脏之间的相生关系。从五脏之间的相互制约来看，肺气清肃下降，可以抑制肝阳上亢，即金克木；肝气条达，可以疏泄脾土的郁滞，即木克土；脾的运化，可以避免肾水的泛滥，即土克水；肾水的滋润，能够防止心火的亢烈，即水克火；而心火的阳热，可以制约肺金清肃的太过，即火克金。总的来说，中医在诊病、辩证、治疗和用药等各方面，都离不开五行学说。而无论是《易经》，还是《易传》，都没有五行的理论。帛书本《周易》里倒是有“五行”的提法，《二三子问》有两处，《易之义》有一处，《要》还直接提到“水火金土木”的词语。但是这并不能说明中医五行说就是受了帛书本《周易》的影响。因为五行学说在中国源远流长，《尚书》、《左传》、《国语》、《管子》等书都有记载，所以我们不能笼统地把中医五行说归于帛书本《周易》，况且帛书本《周易》里也没有五行相生相克的说法。另外，还有一个历史选择的问题，既然帛书本《周易》佚失了，其中的“五行”说也没有流传下来，说明“五行”说在帛书《周易》里并不是最主要的理论。如果其中的“五行”说影响很大，时人耳熟能详，即使帛书本丢失了，这个思想也不会在后来的《周易》版本里销声匿迹。因而可以说，帛书《周易》的“五行”说影响甚微。既然它对后来与之属于同一系统的《周易》版本都没影响，自然也不会对与之处于不同系统的中医学起到促进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内经》作者确实读过《周易》，《灵柩·九宫八风》以八卦艮、震、巽、离、坤、兑、乾、坎分别与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对应即是证明，但是这些内容与中医的基本理论无关。后世名医如汉代张仲景、三国华佗、王叔和等人的著作里也都没有引用《周易》。这就表明，中医理论的产生、发展和成熟是在自己理论体系内进行的，与《周易》无关。唐代孙思邈一句“不知易，不足以言太医”犹如一颗炸弹，使其后的名医大都强调易学和医学在理论范式上的相通性，从而使医易结合。其实这种结合是发生在中医建立了相对成熟的理论体系之后，将中医学与《周易》进行机械比附的结果，没有什么实质的意义。 因此，从中医学这一侧面出发，本文认为，《周易》哲学的“为什么”对古代科学的“怎么样”是没有促进作用的。 三、《周易》与近代科学 “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产生”，这是著名的“李约瑟难题”。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杨振宁先生在“2004文化高峰论坛”做了题为“《易经》对中国文化的影响”的报告，使得《易经》背上了“阻碍近代科学在中国产生”的罪名。杨先生认为，《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它只有归纳法而没有推演法，并且采取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这种思维方式和哲学观念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主要原因。此论一出，学界哗然。很多学者对杨先生的看法提出质疑，认为《易经》具有演绎法，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主流观念而不是《易经》的专利，而且只把思维方式当作原因也是不够的，所以不能把罪责归于《易经》。本文认为，既然近代科学是自国外引进中国，它只是“近代科学在中国”，那么作为国学经典的《周易》对它就无所谓促进或阻碍，近代科学模式没在中国出现应从中国科学技术体系本身去寻找原因。 有人试图从经济、政治制度等多个视角分析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的原因。比如，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不需要复杂的科技，重文轻理的儒家思想和八股取士制度对知识分子价值取向的影响等等。其实，这些分析不足以说明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近代科学，只能说明中国古代文化和政治制度不重视科学，是对大的背景的介绍。再者，他们的论述都是从这个背景阻碍科学发展的角度进行，而忽略了中国古代科学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事实。可见，这种解释路径行不通。中国古代科学与近代科学相比具有鲜明的特征，这些特征长期以来形成的惯性应该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的主要原因。换句话说，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古代科学与近代科学的差异，而不是《周易》的阻碍。 近代科学和中国古代科学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近代科学是科学实验和数学证明相结合，其中的科学试验属于技术操作层面，而数学证明则是原理阐述的部分，也就是说，近代科学强调技术操作和原理阐述的结合；而中国古代科学偏于解决实际问题的技术创造，而不注重对事物内在规律的阐述。（二）近代科学把宇宙整体划分为不同的界域，如分为动物界、植物界和矿物界或者分为物理运动、化学运动和生命运动等，然后分门别类地加以研究；而中国古代科学则把人和自然界看作一个不可分割的息息相关的整体，研究对象是包括人这个主体在内的整个宇宙，不做界域的划分。（三）近代科学强调理性思维，侧重从外部深入研究事物的形态结构、空间位置以及性质、能量等，其特点是非系统的、局部的、静态的；而中国古代科学则是倚重直觉体悟，忽视对事物细节的研究，从相互作用的角度研究事物的动态功能结构，其特点是系统的、整体的、动态的。从上可知，中国古代科学具有几乎与近代科学相反的特征，正是这些特征限制了它向近代科学的转变。有人可能要说，中国古代科学的特征就是《周易》造成的，所以还是《周易》阻碍了近代科学的产生。其实，中国古代科学的特征不会只是通过《周易》就能形成，而是有着多方面原因的。况且，科学和哲学都有各自不同的界域，哲学不会决定科学的发展，科学发展应该是在实践摸索中逐渐进行的。 说《周易》促进了近代科学的发展，比如说莱布尼茨的二进制的发明是受到先天八卦图的启发、《周易》里已经有了相对论原理等等，也多属于牵强附会，是把后人的理解强加给了《周易》。 故而，本文认为，《周易》的“为什么”与“近代科学”的“怎么样”之间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就像孔子的学说无所谓促进或阻碍克隆技术的产生一样，因为近代科学和克隆技术在引入中国时就已经是如其所是的那个样子，《周易》等中国典籍对它们来说只不过是一种异质系统的文化而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