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尚“国货”，老教材有望集成再版重出江湖 书展上的“试水”，推动了上教社梳理解放后语文课本的意向。但要做好这件事还需要深入的思考。诚然，读者表现出了巨大的期待，但梳理老课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是否有利于当前的教育改革，是否能更好地满足广大教师和学生的需求。 “立足于教育，服务于教育，这是我们做选题的原则，”王耀东说，“出不出，怎么出，都还没想好，现在算前期论证吧。” 记者估量，摆在上教社面前的有几种不同的“出”法。一为出选集，但带来的担忧是这会打破原来教材里的构思、框架和时代语境，不够“原汁原味”；二是按原样出单行本，但又有问题，教材有其延续性，5套先后出版使用的教材里倒有70%的内容是重复的，“每一册都出？那我们的目标群是谁？”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上述初步想法尚未形成决定。 目标群是谁？上教社似乎没有想到来自教育目的以外的另一类读者。书展的柜台前，一个年轻女孩得知“此书不卖”，恋恋不舍离去，留下一句话：“原本想买给妈妈的，这应该是她小时候用过的课本，看了会很欢喜。”解放后老课本和怀旧纪念品、创意商品之间的联系，就这样划上了等号。 怀旧是一种绵长而持久的力量，也是一个蕴藏丰富的市场。 “双妹”、“回力”、“永久”等曾经随着贸易大门打开而退潮的国货品牌再度回潮，甚至引领年轻一代的风尚。 时代金曲、岁月老歌永远点唱不衰，原唱歌星每年巡回内地开演唱会都座无虚席，人们愿意为自己的青春情结买单。 创意集市、杂货小店里，海魂衫、靓蓝运动长裤总是脱销，上世纪90年代之后被压力热水壶取代的竹壳暖水瓶又卷土重来，仿造的老式软面笔记本、黄色牛皮纸公文信封等文具惹人喜爱。 老课本也是正经八百的“国货”，走一走创意商品的路线，为什么不可以？ 相关链接 中学语文60年：一个甲子的缩影 古代的“语文教材”有《三字经》、《百家姓》、《论语》、《孟子》等启蒙读物或经史著作。一百年前，随着国语运动的兴起，白话越来越深入生活，也渐次进入到学校教育。1949年，叶圣陶先生一锤定音，将以前的“国语”“国文”统而称之“语文”，开启了语文教育的崭新时代。自1950年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并编写全国通用的第一套中学语文教材，至2010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并全国其他多家出版单位先后编写了十套中学语文教材。 第一套：建国初期“语文”第一次出现 1951年至1956年，以解放区教材为基础，形成了建国后第一套语文教材。首次提出语文教学应该包括听话、说话、阅读、写作四项内容，并将“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明确纳入语文学科。 第二套：1956年至1958年中途夭折的分科教材 汉语、文学分科教材。汉语课本用于初级中学，教学内容包括语音、词汇、语法、修辞、文字、标点符号等6项。文学课本包括初级中学和高级中学，前者以单篇的文学作品为基本内容，后者则以文学史为线索按专题进行编排。 第三套：1958年至1961年带着“大跃进”的烙印 “大跃进”版中学语文教材。这一时期的教材突出强调思想政治教育，不重视基础知识、基本能力的训练和培养。 第四套：1961年至1963年强调“文道统一” 1959年6月起，上海文汇报开辟专栏开展“关于语文教学目的任务的讨论”，语文教学的“文道之争”拉开序幕。1960年10月，人教社启动十年制语文教材的编写。强调“文道统一”，教学层次分明，有了很多发展。 第五套：1963年至1966年“语文是基本工具” 新编十二年制中学语文教材。以培养学生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的顺序为主线，重视语文基本训练，强调由浅入深，循序渐进，选文也更多文质兼美，题材广泛，较好地体现了“语文是基本工具”的指导思想。 第六套：1978年至1982年首次构建读写训练体系 以读写训练为核心，按照表达方式分年级编排循序渐进。是建国后第一套按照记叙、说明、议论三阶段，及初中、高中两次循环进行有序编排的语文教材。 第七套：1982年至1987年 第八套：1987年至1992年语文教育强调时代气息 以“降低难度、减轻负担、明确要求”为原则，提高课文质量，增强时代气息；改进编排体系，形成训练序列；调整语文练习，突出语言训练。 第九套：1992年至2001年重视语文实用和实践能力 国家开始实行“一纲多本”的审定制，初、高中都编写了若干套教材。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语文教材2000年在全国推广使用。这套教材采用阅读教材与写作、口语交际教材分编合订的形式。 第十套：2001年至今强调语文的综合性和人文性 受语文课程标准的制约和新世纪语文教育大环境的影响，更多强调语文的人文性，更重视语文综合素养的培养，更突出尊重学生主体精神，更多展示自主、合作、探究这一新型的学习方式，语文教材呈现出较新的面貌。(摘自王本华《中学语文教材建设60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