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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作为标志性成果，二十年来，民办大学不论是在制度创新还是适应经济社会变革方面，均作出了重要的示范性贡献，加快了中国大学制度现代化的建设。民间兴学的成功，凸显了大学治校理念与“治校权”的不可分割性。 论文关键词：民间兴学 制度创新 艰苦创业 校长治校 一、民办大学是改革开放一个标志性成果 1905年，即科举结束的当年，私立中国公学一位创始人留下了这样一句遗言：“考各国学术进化，莫不有民立学堂与官立学堂相竞争，相补救……今我中国公学实为中国前途民立大学之基础，若日进不已，其成就将能驾耶鲁大学与早稻田大学而上之。” 1983年，即私立大学成为历史名词之后的三十年，京沪等地悄然诞生了几所民办高教机构，迄今二十年。可以说，寻求“发挥余热”是民校出现的最早动因。对文革失去的岁月，对体制弊病的不满，使许多老一代教师在仍有所为时，选择了为落榜生提供学习机会的“社会力量办学”之途。 二十年最值得回味的，不是节省或创造了多少教育资源，培养了多少“落榜生”，而是对中国当代大学从制度到理念的影响，尽管这种影响通常是滞后的，但却是实实在在的。不必讳言，太学、国子监并非今日中国大学之滥觞，是西方教会在华人士创办的“新式教育”，即中国最早的私立大学，开启了中国近代大学教育的历程。世界高等教育史告诉我们，在l7、18世纪，欧洲的大学拥有大量的土地、房产、捐款、政府拨款以及各种无形的资源，而早期美国大学完全是崭新的“人工制品”。它们由社会创造，由校外人士组成的董事会协助安排和使用有限的资源，使高校和整个社会一开始就保持密切的联系，没有社会支持，也不可能有今日遍及美国东西沿岸的一流私立大学。对其成功的“经验”，史学家丹尼尔·布尔斯廷一语道破：“我们今天回顾这段历史，很容易认识到‘世俗人士’控制美国高等学府，决不是出于任何个人的智慧或远见，而是由于客观的需要和美国高等学院一无所有的实际情况。” “一无所有”的我国民办大学，虽未重现美国私立大学的历程，但也因其理念和制度的创新，突出的办学效益，已成为大学变革不可或缺的内容，促进了中国大学教育制度化、国际化的进程。人们记得，“摸着石头过河”、“大胆地试”、“杀出一条血路!．．……曾是第三代领导人针对(经济)体制改革留下的“名言”，但在有“计划经济最后一个堡垒”之谓的高教领域．全是“体制外”(退休或非教育界)人士。其实践者儿乎人们还记得，1978年改革开放正式启动的标志之一，是从远离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贫困农村“大包干”开始的；产业运作的市场机制也是由民间的“乡镇企业”率先开始；就连基层组织的民主选举，也由一向被视为处于文化素质最底层的农民创造并成功地“写”入了国家的法律．“村民自治”成了举世瞩目的民主盛事二十年来．教育体制最具社会意义的改革，也无疑是从民间兴学开始。 有识之士早已指出，公办大学附属于政府机构的体制困境如不能从根本上得以解决，政府办学整体效益不高的状况就难以改变。 事实表明，由民间人士(如农民和退休教师)“自发”地来承担改革开放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成本，最大限度地保证了改革开放过程的稳定性。 二、民间兴学促进了大学制度的变革 “缴费上学，不包分配”、“实行真正的聘任制”、“后勤服务社会化”已是我国大学制度变革的核心内容，成为了牵动大学教育制度化建设的“三驾马车”。作为独立的办学实体，民办大学创办伊始即在这三个方面踏出了坚实的脚步。 80年代民间兴学对教育改革作出的最大贡献，就是缴费上学与不包分配。由学生缴费来维持学校的运行，是民校的物质基础。 1956年，随着所有制改造的基本完成，大多数非生产性人员也逐步成了“国家工作人员”。伴随着行政级别在各行业的比照划分，严格的干部人事管理制度的建立，专业教育即培养“干部”的观念逐渐形成，加上单一的政府办学体制，逐渐地，“受过中专以上教育者便是国家干部；国家干部必须由国家培养与分配”成了新“传统”观念。自费求学，在8O年代初、中期，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因为人们已经习惯了从幼儿园到大学免费或变相免费的正规学校教育，并演变成一般人视为理所当然之事。“缴费上学，不包分配”本身，就是对这种传统观念的强烈冲击。 自费求学与自谋职业，不仅要求学生目的明确、刻苦学习，掌握服务社会的真本领；也同样要求办学者主动积极地及时调整招生、学制、专业和课程，以满足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受民间办学者的启迪，在80年代后期，部分普通高校也作出了要求“适当收费”及“双向选择”的呼吁和实践。尽管后者在“收费”，特别是“不包分配”上遇到了极大的困难，但从国家民族根本利益出发，大学势必要沿着“适当收费，不包分配”的路子走下去。这已为后来的改革实践所证实。民校创新之举对高教体制改革起到了推动与借鉴作用。 长期以来困扰着我国各领域负责人有效开展工作的一个症结是人事任用制度上“铁饭碗”与“大锅饭”。作为常识，从根本上杜绝“干好干坏一个样”，乃至消除许多无谓的纠纷和人际矛盾，就必须打破这种“只能上不能下”与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尽管无“下岗”一说，但作为大学打破平均主义的尝试——“聘任制”却演变成“假聘”，即人员几乎无例外地得到原单位的“聘用”。至于根据工作实绩拉开报酬距离也只是一种理想。率先将聘任制落到实处的，仍是民间办学者。对优秀和合适的教师人选，校长可以三番五次上门请求前来学院“赐教”；对不合格不胜任的教师也坚决予以解聘。 饱尝创业艰辛与育人甘苦的民间兴学开拓者，最能把握合格教师及员工的标准。大多数办学者赏罚分明，聘与不聘取决于教师与员r_[的实绩。他们养不起“闲人”，也从骨子里看不起“不学无术”或不热爱教育事业的平庸之辈；他们看重的是在培养人才上同心同德．在教育事业志趣相投的有德有识有才之士。 可资借鉴的是，当前．高等教育机构的终身聘用制度正受到空前的挑战。英国、日本都试图步美国后尘或publishorperish或修订各大学的章程，使其能在“有良好理由”(forgoodcause)的情况了解聘教师及研究人员。 由于诸多方面的制约，民校不可能与民企一样迅速壮大，从而对公办高校的地位产生根本性的影响，但其促进与示范作用，不容低估，尤其是在社会办学校方面，由于不涉及敏感问题-在大学教育界，不论是决策者还是办学者，近年来都将后勤社会化视为提高办学效益的突破VI，并争先恐后地倡导或出台各种举措，“社会化”成了人们一个口头禅。 人员精干与后勤社会(市场)化，是每一所民校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条件，这也是“民办”与“公办”在办学成本上最鲜明的区别之一。 改革开放一个伟大成果，就是肯定了“制度创新”的积极意义。国家从默许到鼓励由利益主体自己实施制度创新，然后给予界定和规范化，而不再像以往那样，一切由政府主管部门根据某种所谓“理想”和出发点，去事先安排一所大学未来的目标及一系列的行为规范。在教育制度创新中，经验的作用不可忽视，而国家比起“初级行为主体”(办学者)来，为此付出的信息成本要高得多。或许，这才是民间兴学对大学制度变迁最具深远影响的贡献。 三、民间兴学弘扬了教育界“艰苦创业”的精神 很难说从什么时候起，“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面向基层、面向农村”等观念已从许多人的头脑中“淡出”，从许多民校创办者和求学者身上，人们再一次强烈地感受到这些VI号所具有的社会价值。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