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战国时期，齐国在国都临淄稷门外设置学宫，招聘天下贤者来此讲学。于是，“谈说之士期会于稷下”，“不治而议论”，故称为“稷下学”。稷下学自田齐桓公午始兴，中经威、宣、闵、襄，至齐王建共六世，约有150余年的历史。它作为当时各国的文化学术中心，虽经几度盛衰，却以历时最久、学者最多、著述最丰、学风最淳而著称于世，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对这一重要文化现象，从汉代至近代几乎无人问津。直到本世纪30年代，才陆续有学者注意。金受申的《稷下派之研究》（1930年出版），虽仅两万字，却是专题研究稷下学的开端。钱穆在《先秦诸子系年》（1935年出版）中，写了“稷下通考”一节。40年代，郭沫若发表了《宋鈃尹文遗著考》和《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此后，侯外庐、冯友兰、任继愈等在其思想史、哲学史著作中都设了专节论及稷下学。到了80年代，稷下学重新引起学术界的关注：经刘蔚华教授的提倡和推动，1982年在山东淄博召开了全国稷下学讨论会；《齐鲁学刊》与《管子学刊》先后开辟了“稷下学研究”专栏；此后，赵蔚芝主编的《稷下学宫资料汇编》和张秉楠辑注的《稷下钩沉》也于1989年和1991年相继出版，对有关稷下学的资料进行了整理和校释。所有这些成果都推动了稷下学的研究工作。然而更令人欣喜的是刘蔚华、苗润田合著的《稷下学史》一书的问世。它以对稷下学整体及其发展过程的全方位的系统考察，将稷下学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该书共分三编：“稷下学概述”，“稷下诸子”和“稷下文献考”。书中专章论述了十七位稷下学者，重点考证了三部稷下文献。纵观全书，它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 一、开拓性。该书的开拓性不仅是指它作为第一部系统的稷下学发展史，填补了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更重要的在于它找到了先秦学术思想发展链条中久已失去的重要环节。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的人都知道，由于战国初期到中期这一段史料不足和研究不够，似乎在老、孔、墨同孟、庄、荀这些大思想家之间出现了历史断层，致使战国时期学术思想的发展脉络不清。金受申、郭沫若等曾从稷下黄老学派中发现了某些联系环节，而《稷下学史》则在此基础上，通过对稷下诸子的全面研究和具体分析，从整体范围内接续了上述学术断层。它指出：“在稷下，孔子之儒学由孟轲、荀况分别加以弘扬、改铸、重建；墨子之学在宋鈃、尹文那里发生了重大变异；老子之学由慎到、田骈等人的创造性发挥，大大改观；……通过稷下，先秦诸子之学得到了综合、批判，孕育产生出了适应时代要求的新思想、新观念。……因此，稷下之学是先秦文化史上的重要环节，是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高潮。”（第53页）在该书的各章节中都不乏创造性的独到见解。例如对《吕氏春秋》的分析评价，自汉代以来，对其学派归属问题就众说纷纭。《汉志》列此书为杂家，高诱认为是道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它“以儒为主”，卢文弨判定它属墨家，郭沫若认为应是“兼畸儒、道”，陈奇猷则说“其主导思想是阴阳家”，等等，莫衷一是。该书则力排众议，独立新说，指出：“《吕氏春秋》是一部以论为主，史论结合的先秦学术史著作，它的中心思想，就是博采诸子之长，不主一家之说，因而给人以杂的印象。”（第395页）但也不能把它划归杂家，因为它的“学术史”的性质决定了它不同于各家之言，因而也就不能用先秦学派划分的标准来衡量它。“由于《吕氏春秋》以论带史的特点过于突出，致使《吕氏春秋》的众多研究者，都把‘著所闻’当成‘著所论’之作，而没有把它当作一部最早的中国学术史著作看待，非要论别其在‘六家’中究属哪一派不可，当然就很容易把它当作‘杂家’来看待了。”（第397页）这一观点，乃是该书的一大创见。又如当前学术界争论较大的《管子》四篇与宋尹学派的关系问题，该书一方面从文风上提出新的理由，否定了宋尹遗著说；另一方面又对宋鈃的学派性提出了新见解。它首先对《汉志》班固自注“孙卿道宋子，其言黄老意”作了新的解释。“这句话，通常被理解为荀子说宋鈃所阐发的是黄老的思想。其实，这句话是说荀子所论宋子，其（荀子）言论是黄老之意的，也就是说，在班固看来荀子是用黄老之学来批评宋鈃的，而不是荀子认为宋鈃之论为黄老之意。”（第133页）该书联系荀子对宋鈃的批评，对此作了论证，并结合其他论据，指出：宋鈃既非道家、墨家、亦非小说家，而是“折衷派”。 二、求实性。一部好的学术史，必须以掌握翔实、可靠的史料为首要前提。但由于秦火、战乱等原因，有关稷下学的文献却大部遗失。现存的几部著作如《尹文子》、《管子》等，又长期被认为是伪书或伪托。面对这些问题，该书抱着求实的态度，既勇于冲破“疑古派”观念的束缚，又运用科学方法，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辨伪。例如关于慎到的著作，对现在通行的清人钱熙祚整理的《慎子》七篇及佚文十七条，学术界有认为伪者，有认为非伪者。《稷下学史》比较了各种意见，认为这些篇“虽系断简残章，但从其基本精神看，与先秦文献中保存的慎到遗说较为一致，不应断之为伪”（第158页）。它特别对《慎子》的一段有争议的佚文进行了深入分析。由于这段佚文与《韩非子·大体》篇的前半部分相同，有人便认为《慎子》之文乃抄自《韩非子》。该书则从《韩非子》对慎到之学的评说和引录，《大体》篇之言与《慎子》思想一致而与韩非思想相抵牾等几方面，确认《大体》篇之言乃录自《慎子》，而不是相反。作者继而又将这段佚文同《庄子·天下》篇对慎到的评述作了比较，认为《天下》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慎到的思想面貌，不过作者给他涂上了一层浓厚的庄学色彩”而已（第167页）。该书对《慎子》史料的这些辨别和结论，是令人信服的。而对于那些尚无充分论据认可的史料，该书则拒不引用。如今本《尹文子》，据前人考证是伪书，尽管近年来又有人认为非伪，但该书并没有轻易首肯。作者说：“为慎重起见，我们在这里暂不涉及《尹文子》一书的内容，仅就散见于史籍中的有关尹文思想的比较可靠的文献资料，来研究和叙述尹文的学术思想及特点。”（第217页）该书还以《庄子·天下》篇对尹文之学的评述及《吕氏春秋》等文献所保存的尹文遗说为依据，否定了认为《管子》中的《白心》、《枢言》等篇为尹文遗著的观点，并对宋鈃、尹文的史料进行了分析比较，强调了两人思想的不同。该书把求实精神同开拓精神结合起来，以确实可靠的史料为依据，沿着有关线索，从《管子》、《吕氏春秋》等文献中细心寻找散见的稷下诸子佚文。作者认为《吕氏春秋》中的《去宥》、《去尤》篇，很可能抄自《宋子》；《管子》中的《四时》、《五行》等篇，可能是邹衍的遗文；《任法》、《心术》等篇，可能是慎到学派的遗著，至少可作为研究他们学说的参考。这种研究方法既慎重又给人以启迪。 三、系统性。该书特别注意了稷下学发展史的系统性。首先，它把稷下学这一特定的文化现象，放在春秋战国时代整个时空环境的大系统中来考察。作者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从社会的经济发展、政治变革和思想文化发展的必然三个层次上进行了分析，并重点探讨了齐国特定的思想文化环境。在论述稷下学宫的性质和特点时，该书着力于其结构、功能的分析，指出稷下学宫既是学术研究中心，又是田齐政权的思想库；既是培养人才的场所，又是文化交流的中心等多方面功能。在分析稷下学的发生、发展和消亡时，它注意了其连续性，又突出了其阶段性。例如对齐宣王时稷下学复盛的五个标志的总结，就非常全面、准确。在考察稷下学的历史地位、作用和影响时，它既从学派分化发展的角度指出其枢纽、传承作用，又着眼于先秦学术思想的整体内容，指出稷下学者在“天人之辨“等六个重大理论问题上的新思想。其次，该书对稷下人物的评述比较全面、完整。稷下学者到底有哪些？学术界有不同意见。该书根据对现有史料的辨别、取舍，采取了较慎重的态度，将已知的十七人列入稷下学者的名单。其特点是对所列每一位学者都写出了一个较完整的评传，即使对现存史料较少的学者如季真、接子等人，也通过对相关资料的挖掘，尽量给予较系统的论述，勾画出其思想轮廓。再次，该书对稷下文献的考辨也不是孤立的，而是运用了系统分析的方法。如对《黄老帛书》的分析，作者是把它放在整个战国时期黄老之学的学术氛围中来研讨的，并通过与稷下黄老之学的比较，确认它是稷下黄老学者的著作；同时，又注意到帛书的用语、用韵与其他文化系统的联系，推测其作者可能是楚人环渊。尽管这还是一种探索性的意见，却极富启发性。 该书也存在着某些不足之处，如对近年来稷下学研究的个别成果吸收不够，对稷下兵家这一重要内容没有涉及，对《周礼》、《易传》同稷下学的关系没有进行探讨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