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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唐虞之道》：儒家的激进派 1993年在湖北荆门出土的郭店楚墓竹简向我们展示了一批珍贵的先秦典籍，其中多数不见于传世文献。根据考古研究发现，该墓下葬的年代不会晚于公元前300年，与孟子卒年相近。作为简文中的一篇，《唐虞之道》的撰作年代很有可能比《孟子》的成书年代要早。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考察，《唐虞之道》更不可能晚于《孟子》，原因留待第五部分分析。这篇文章以极具震撼力的方式鼓吹禅让，语势之雄强、主张之激进，传世文献罕有其匹。 唐虞之道，禅而不传。尧舜之王，利天下而弗利也。禅而不传，圣之盛也。利天下而弗利也，仁之至也。 孝，仁之冕也。禅，义之至也。 禅也者，上德授贤之谓也。上德则天下有君而世明，授贤则民举效而化乎道。不禅而能化民者，自生民未之有也。[3] 一句“不禅而能化民者，自生民未之有也”就把三代以来的明王善政全部否定了。君王想要化民，就必须回到唐虞之世，行禅让之道。禅让的本质就是“利天下而弗（自）利”，是“上德授贤”。如此激进的主张，在先秦儒家思想体系中确属罕见。 关于尧舜禅让的原因，则说： 古者圣人二十而冠，三十而有家，五十而治天下，七十而致政。四肢倦惰，耳目聪明衰，禅天下而授贤，退而养其生，此以知其弗利也。 战国社会是一个诸侯争霸的社会，在那样的大环境下说以禅让之道，必不为人主所喜。孔子以礼乐说春秋之君，已被认为不合时宜，更何况以禅让说战国之君。再者，与之类似的主张完全不见于传世儒家文献，因此这篇文章的学派归属问题也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单就“利天下”、“上德授贤”这些观念来看，与墨家的常用术语几乎没有什么分别。但是从关于“爱亲”与“尊贤”的探讨中，我们可以看到墨家外表下的儒家内核。 尧舜之行，爱亲尊贤。爱亲故孝，尊贤故禅。 爱亲忘贤，仁而未义也。尊贤遗亲，义而未仁也。 爱亲尊贤，虞舜其人也。 爱亲和尊贤是两种美德，同等重要，缺一不可。爱亲强调的是孝，尊贤则要求禅而不传。这篇文章的主旨是讲“禅而不传”的唐虞之道，所以突出地论述了尊贤的一面，但同时又能照顾到爱亲，讲到“舜孝”、“舜弟”、“舜慈”，尚且不失儒家本色。 另外还有一些观念，看起来也是来自孔子。 （舜）处草茅之中而不忧，知命也。 《论语》有云：“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尧曰》） （舜）方在下位，不以匹夫为轻，及其有天下也，不以天下为重。有天下弗能益，无天下弗能损，极仁之至。 这几乎就是对《论语》：“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泰伯》）的解释说明。因此我们可以说《唐虞之道》是一篇受到墨家思想影响的儒家着作。由于它极力宣扬禅让，处于战国之时而欲行唐虞之事，使它当之无愧地成为激进派的代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