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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锺书诞辰百年纪念】 11月21日是钱锺书诞辰100周年纪念日。不久前，中国社科院举办了“纪念钱锺书诞辰100周年研讨会”，深入研讨钱锺书的学术成就和学术贡献。本版刊发两位与钱锺书多有交往的晚一辈学人谈钱锺书精神遗产与译事往事的文章，以表纪念！ 1 随着时序的推移，钱锺书先生在我们这些现已年过古稀，但曾和他有过不少接触，并曾深受他滋润的晚一辈人的心目里，愈来愈高大。他的身影已渐隐入历史背景的深处，他的博学、睿智与机敏已深入人心，对于一个人文学者来说，在一个个性几乎完全被主旋律与群体意识消融、掩盖的时代里，这简直就是一个奇迹。 在学术文化上，钱锺书先生是一位跨学科、超领域的巨擘，我们很难仅仅以单一的什么家名号来概括他，他是学术文明史上罕见的“全才”、“通家”。他在对数千年中华文化与两三千年西洋文化都有通透精深的研究的基础上，又进行了比较的、综合的、互通的研究，他的学术研究领域是特别高难度的领域，我们姑且暂称之为“通学”，不具有多语种多文化的深厚功底者，是无法靠近的，而他在此所取得的成就，看来今后也很难有能超越他的来者。 他能达到如此的高度，既得益于上天所赐给的博闻强记、过目不忘的天赋，也是他勇于攀越、勤于攀登学术高峰的结果，仅以他的外文字典而言，其中密密麻麻书写着他所作出的修正、校订、补充以及新见语例，就足见他致学之勤，一个极具语言天赋的人在语言的积累上如此下工夫，实在令人敬佩。 在文学创作上，钱锺书先生是写知识阶层生活状态与精神状态的大师。他的学识、睿智与幽默使他的小说作品具有一般作家所难以企及的高品位，成为五四以后新文学史上名副其实的经典作品。作为中国知识阶层的优秀代表，他的作品写这个阶层人物的笔触是冷峻的、讽刺是无情的，他是站在知识阶级意境的制高点上、以知识阶级理想化的标准，来冷峻地观察这个阶级的芸芸众生，来衡量这个阶级的人生百态，来评述他们在困境中的尴尬、无奈、状态以及选择，在小说中是方鸿渐、赵辛楣，在小说外，则是李鸿渐、张辛楣……他的述说与点评或许过于冷峻了一些，这也许会在书内书外引起不适与不快，但他这是出于更高的对人、对知识人物的理念理想，他是在完成自己作为知识阶级优秀思想家的职能，在这个意义上，他是知识阶级的反思者、把脉者、拷问者，是本阶级的“良心”。作为小说家，作为世态观察家、世态点评者的钱锺书所具有的积极意义，是很值得世人思考的。 2 在中国，钱锺书先生以自己高度的学术声望与权威的外语技能赢得了一般人文知识分子难以得到的重用与礼遇，在这种境遇中，一般人是很容易会有相应的变化，但众所周知，面对着境遇的惯性，钱锺书先生却令人印象深刻地保持了人文知识分子的真我与本色，以我等能比较就近仰视他的晚一辈的人的所见而言，他显然杜绝了官本位主义所派生出来的种种习性与俗气，这些习性在这个时代已蔚然成风，大有成为一种社会亚文化形态之势。与他在学术文化上要求自己尽可能地高不同，他在处世为人上却显然要求自己尽可能持低调谦退的姿态。他虽显赫于朝堂之上，似乎仍怀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心境，这才使他在中国当代士林中具有一种少见难有的隐逸风度，他是大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的真正的雅士。 毋庸讳言，钱锺书先生晚年所得到的高等礼遇与尊崇，对他来说，其实只是一种“苦尽甘来”。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他可没少遭遇过逆境与困境，在历次“兴无灭资”的运动中，他多次被当做批判对象、冲击对象、需要拔掉的“白旗”，即使是在没有运动的“和平时期”，他超人的才力也没有得到充分的施展，而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更是受到了猛烈的冲击与批斗，承受了丧失家庭成员的痛苦、干校生活的困顿以及后来受人挤对、不得不搬出家宅的尴尬，最后还有“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伤痛。所有这些都是生活中难以承受之重，锺书先生却都承受了下来，坚挺了过来，这不能不说表现出了一种卓绝的坚忍精神。这种坚忍精神，背负着、承受着不公正与伤害委屈而仍然工作着、创造着的坚忍精神，正是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优秀高贵的品质。 3 钱锺书先生另一深具感召力量的人格魅力是他的仁者胸怀，这明显地表现在他与晚一辈学人的关系上。这一些学人大都是新中国成立后从大学毕业的青年人，这是“被耽误的一代人”，他们在业务进修、学术发展、职称、职务、工资待遇、学术荣誉等等多方面都“时运不济”、“生不逢时”，身上的束缚、头上的紧箍实在多多，有幸得遇钱锺书先生之时，正艰难地在学术阶梯上攀登。钱锺书先生以近乎悲天悯人的胸怀，一直关怀并促进他们的发展，即使他与一些人并无直接的学术行政关系，只要你在学术文化上敬业努力，他关注的视线一定会投射在你身上，他迟早总会肯定你、嘉许你，给你精神上的鼓励，你受到压抑与敲打时，他也不忌讳为你说公道话，给予关怀的温暖，至于他在百忙中为青年学子们审阅成果、给予指导、提供建议，更是常事，如果你有幸参与他所主持的科研项目，即使你只做了微不足道的一点点事情，他也会以“礼贤下士”的态度待你，甚至在学林人士特别在意的署名问题上，也予以提携照顾，几乎达到了过于慷慨的地步，而当他发现青年学子有经济困难时，他则常常解囊相助，“雪中送炭”，颇有信陵君之风。他是我所见的学术庙堂中的一位真正的仁人君子。 写于年届七十六周岁之际 □柳鸣九（学者，翻译家，译有《局外人》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