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天与各位讨论宋明儒学。平常讲这一时期的学问，大体都知道有程朱陆王两系。程朱一系，一般称之为理学，陆王一系，一般称之为心学。这一种分法，十分简略。这六百年长时间弘扬儒学，内容一定很丰富。平常只知程朱陆王，这是很表面的了解；而程朱之所以为程朱，陆王之所以为陆王，二者何以不同，大家便不甚懂。朱陆异同的问题，历来都不能解决。有谓此是天地间不可无之问题，亦同时是天地问不可解决之问题（章学诚说）。此语表面看起来很漂亮，但细按之，便知为无真知之浮语。章实斋自居于陆王一系，其实并不相干，他又把载东原视为程朱一系，同样是不相干。故二系之真实内容如何，自明代以后，鲜为人所知。这亦因为宋明六百年之内容曲曲折折，很少人能进入去理解。故讲哲学史的，先秦部分说得较详细，两汉以下至隋唐间，这千余年，大家根本不能接触，因太难了解。宋明则中国本来之学问，较为人所熟悉，但也只用几句话带过。如说朱子，便只说格物穷理便算了。说象山，则日心即理，心即理亦即难了解，非用几个字提一提便可解决。近年来我便深感这样几句话说过，实难使人心安，故下决心疏导这一期的学术。于是先摆出材料，如宋元、明儒两学案，我先就此二书中的文献，找出各家的线索，钩出眉目，此极费工夫。我整理这期学问，归纳得九人，即周（濂溪）张（横渠）二程（明道、伊川）北宋四人，胡（五峰）朱（元晦）陆（象山）等南宋三人，还有明朝的王（阳明）刘（蕺山）。这九人如一大建筑物的九根柱子，共构成一大系统，在这大系统内转来转去，便成就此六百年之学术。这九人是纲领，其他都属过渡，不离此九人范围之内（如朱陆的后学，阳明的后学。）而这九人是一个接上一个，互相勾连呼应的。北宋亦有一重要人物，此即邵尧夫，在当时与二程为好友，但学术内容并不相同。若讲哲学史自然要说及此人，但说理学正宗，便不须说他，因他并不在同一的课题上。 今看此九人，是在问题之相衔接而相应上看的，而所以有分三系之结论，因只分朱陆二系，并不能见此六百年之详细讲学内容，这并不是先抱一成见而如此说的，而是通过其内容而自然得出的。开始时吾亦不知要如此分也。故一切东西，若不真正进入其内容，便不能有任何较决定的了解。若说他们同，则可说同是儒家；说不同，则亦有许多不同，可随便说，但只隔靴搔痒。故论异同。不能先存成见，亦不能只从表面来看；这都是不负责任。若真正进入去，便知分作三系，实有义理之必然性。此必然性在外面是看不到的。此三系之分与以前所说大乘佛教的三系相类（龙树之性空唯名，无着世亲之虚妄唯识，印度原始只有空有二宗，然后起之弘扬如来藏的真常唯心系，以空有二宗未穷尽佛学之蕴，此种义理之发展是很自然的。）如此方能尽其内容之曲折。 今略说整理各家之经过。民国以来，大家都谈王阳明，阳明境界高， 良知亦不易懂，但因文字集中简单，故一般人都喜欢凭空说王阳明，谈致良知，知行合一，其实知行合一并非阳明的理论重点，且阳明亦不可孤立地说。至于朱夫子更麻烦，他的系统太庞杂，非即物穷理一语便可尽。朱子是承继北宋的，而北宋诸家，是宋明六百年学问的根源，但十分难懂，是以人都不愿看，直从阳明入手，这是不行的。北宋诸儒一方面甚复杂，一方面气味特殊，使人感到有隔，不如阳明的光明平易，但亦必须经过一番才行。现在看看宋元学案，周濂溪学案没有问题，因只有这些文字数据，问题在人能不能懂。横渠学案亦然，正蒙的全部都收在里面，没有什么问题。可是到明道、伊川和朱子这三个大人物，理学重镇，号称程朱者，其学案却编得最不好。故欲从宋元学案得到这三家的真相，是极难的，必然会成为大杂乱。当初黄梨洲亦知道二程之间有不同，故分为二学案。但材料只有二程遗书，而遗书内许多只标明二先生语，而分不开何者属明道，何者属伊川，这样怎能分为两学案呢？怎能确定划分二人的思想呢？故黄梨洲只得零零碎碎，杂七杂八的分抄一些，无原则与条贯，故看明道学案，会觉得明道不成道理，他的学问只是一些零碎风光，漂亮话头；但明道是个大家，有其显赫的地位，大家之所以为大家，显赫之所以为显赫，光是这些零碎风光，怎能代表他呢？故只据明道学案，不可能见出明道学问底真相。明道不清楚，伊川便不可能清楚，如冯友兰便把明道的话归于伊川。又有对二程常不加分别，把二程作一程看，如朱子便是如此；朱子不能划分明道与伊川之不同，故亦不能将明道充实起来，于是便将二程作一程看，对于笼统不能分的便统之曰程夫子，能明显地说出者便统在伊川处，故对二先生语便说程夫子，实只以伊川为准，于是便全部归于伊川，因朱子之较明确挺立之观念，都由伊川来。而明道，便由零碎风光而转成一个隐形人物，由伊川或程夫子代表之；但不止如此，有时明明是明道的说话，朱子便表示不赞同，但对于伊川，却无有不悦者。明道的零碎话头，为朱子所不喜者，他便说明道说话太高，浑沦难看。这所谓太高，便是表示心中的不满，因明道有显赫的地位，不好意思批驳，故说其太高。浑沦难看，表面上也许意谓深奥，然其实是胡涂，不分明。朱子是分解的头脑，对此不能欣赏。明道之「识仁篇」，为极重要之文字，明属明道而不可疑，但朱子编近思录却不载，这实出人意料。他解译说识仁篇境界太高，非近思录所宜收，但其实近思录中其他篇章亦甚多高远超过其所谓「近思」之标准者，为什么单单不取识仁篇呢？故知朱子心中实不赞成识仁篇对仁的讲法。明道识仁篇所体会之仁与朱子之心性情三分之讲法不同。识仁篇说仁者浑然与物同体，其他语录中又以医书之以麻木为不仁，来指点仁为不麻木，由此而有谢上蔡之以觉训仁。以一体说仁与以觉说仁，这本是相函。但皆为朱子所不喜。朱子将二程了解为一程，碰到明显是明道语者，则曰太高，故吾人可知朱子对明道之态度是「为贤者讳」，遇到不合的，便不提了。吾于此感到未安，故下功夫重理明道学案，明道一决定，伊川便清楚了；我整理明道，共得七篇，于伊川亦然；这种整理，是有原则的，不是杂抄，这要靠嗅觉，不是容易分辨的，这也是考据，是义理的考据，非文献之考据而已。 把明道弄清楚，并不影响伊川的地位，而实更显出朱子所了解之伊川之精神。伊川的显明的文献甚多，如就大学说格物穷理，说致知，说进学，都是伊川。明道并不说大学，说大学是由伊川始。周、张说工夫时，亦不说大学，不说格物穷理，但并不是说他们不说工夫。把工夫放在大学，而以格物穷理为工夫，乃伊川之重点，故伊川之学问本甚明白，故可将之挺立出来，以显出明道。宋元学案之朱子学案亦弄不好，原因非如二程之因文字分不开，而是朱子的文献太多，对人实是一种威胁，不易看清楚。朱子思想之成熟和其真正用功之问题是中和问题，但从来说朱子皆未能明白此点，只从语类中杂抄一些。中和问题极复杂，朱子在卅七岁时开始真正用功，便是苦参中和问题。弄通此问题后，便写「仁说」。「中和说」与「仁说」，此二问题，共花费他十年工夫；经过这十年的苦参，然后他的学说才决定。诸位要注意这卅七岁。在鹅湖之会时，象山亦是卅七岁，朱子比他大九岁，已经过十年苦功、思想架格已定，往后至七十岁，思想都不变，只是「旧学商量加邃密」而已；故要了解朱子必须从此二问题入手。象山卅七岁时，思想已定，故二人谈不来。当时象山提出一首诗，朱子未能即和，三年后方和；故朱子书甚少提到鹅湖之会，但在象山，则视为得意之举，在其语录中详为记载，故可知当时朱子是吃 ，受闷气的，但又不能压服象山。后来二人再在白鹿洞相会，这本是一个绝好机会，因象山之兄梭山卒，象山亲访朱子，请他为其兄写墓志铭，这是为自己父兄之事亲请朱子，对朱子是极尊重的，故此时朱子待之亦极客气，在这情况之下，二人很可交谈。朱子请象山在白鹿洞书院登坛讲学，象山讲论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讲得特别生动，有生命及存在之实感。这一章本是论语上普通的话，但出自象山之口，便全是生命，全是智慧。当时天气并不太热，但朱子却不断地挥扇，而其他听讲的人亦有感动得泣下者。可见是极有刺激性的；故朱子于此讲辞后作注语说，这一段是说得好，于此可见古人之风度。但二人仍不能谈得来。如不止于礼貌风度而平心静气，拿出肝胆来谈，深入问题的内部，则二人或可相解。于此实不得不令人感慨，此如孟子曰「智之于贤者也命也」，虽又曰「君子不谓命」，但此仍是命也。贤者之不能互相了解，乃是一大悲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