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时代是中国人“人文意识”觉醒的时代。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4] 孔子把继承了夏商两代文明而又有所创新的丰富繁盛的“周文”,作为我们民族深厚的大传统。“周文”源于且不脱离原始宗教而又强调了礼乐教化。礼使社会秩序化,乐使社会和谐化。孔子点醒了、拯救了周代礼乐文明的活的精神,并把它提扬了起来,这就是“仁”的精神!“仁”是礼乐的内核,没有“仁”的礼乐,只是形式躯壳、虚伪的仪节。 中国人文精神其实不是别的,就是孔子“仁学”的精神!“仁”是什么呢?“仁”是人的内在的道德自觉,是人的本质规定性,即孟子所说的人异于禽兽的那么一点点差别。“为仁由己”,“我欲仁,斯仁至矣”[5],突显的是人的主体性,特别是道德的自主性。“仁”又是“天、地、人、物、我”之间的生命的感通,又是“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价值理想。这种价值理想以“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6]等“忠恕”之道作为主要内涵。这可以推广为人与人之间,乃至国家间、民族间、宗教间、文化间的相接相处之道,乃至人类与动植物、人类与自然的普遍的和谐之道。孔子的“仁学”是中华人文精神的内核,是人文主义的价值理想,此不仅是协和万邦、民族共存、文化交流的指导原则,而且也是“人与天地万物一体”的智慧。无怪乎《全球伦理宣言》的起草者孔汉斯先生,把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全球伦理的黄金规则,这是很有见地的。[7] 孔子和儒家极大地张扬了人的自强不息、积极有为的创造精神,特别是人在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诸层面的积极建构,促进文化的发展与繁荣,肯定道德、知识、智慧、文采、典章制度、礼乐教化等等。但孔子和儒家在极大地肯定人的文化创造的同时,并没有陷于人类中心主义和人文至上主义的立场,反而谨慎地处理了人文与自然、人文与宗教、人文与科学的关系。 二、“中华人文精神”的特点 中国的“人文精神”,不与自然对立,不与宗教对立,不与科学对立。这是中国的,特别是孔子、儒家的人文精神的特点。 特点之一:中华人文精神不与宗教相对立。 孔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8],即对民间小传统的信仰,对鬼神迷信不轻易表态,或采取存而不论的态度。但这并不表示他对当时精英文化大传统的信仰有丝毫的动摇。孔子也运用占卜,强调祭祀的重要和态度的虔诚。孔子特别反复申言对“天”的信仰和对“天命”的敬畏。孔子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唯天为大”[9]。孔子保留了对“天”、“天命”的信仰与敬畏,肯定了“天”的超越性、神秘性。孔子赞美《诗经·大雅·烝民》篇的“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为“知道”之诗[10],肯定天生育了众民,是人的源泉,认为人所秉执的常道是趋向美好的道德,即天赋予了人以善良的天性。孔子肯定个人所具有的宗教性的要求,又进一步把宗教与道德结合起来。孔子和儒家的积极有为的弘道精神、当担意识,超越生死的洒脱态度,朝闻夕死,救民于水火,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品德,均源于这种信仰、信念。或者我们可以说,儒家人文的背后,恰恰是宗教精神信念在支撑着!孔子说:“天生德于予”;“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11]儒者的理想能否实现,听之于命运,因为这里有历史条件、客观环境的限制,不必强求,但也不必逃避,主体生命仍然要自觉承担。儒家把这种宗教精神转化为道德精神,儒学即是一种道德的宗教。儒家的“天”,是形而上的“天”,是道德法则的“天”,这个“天”和“天命”转化为人的内在本质,在人的生命内部发出命令。如此,才有千百年来刚健自强的志士仁人们“以天下为己任”的行为和“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的气概,乃至社会文化各层面的创造。足见儒家人文精神不仅不排斥宗教,反而涵盖了宗教,可以与宗教相融通。这也是我国历史上很少有像西方那样的惨烈的宗教战争的原因。 特点之二:中华人文精神不与自然相对立。 儒家的确把人作为天下最贵者。荀子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12] 周秦之际的儒家认为:“人者,天地之心也…”;“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13]但人并不与自然天地、草木鸟兽相对立。人在天地宇宙间的地位十分重要,但人只是和谐的宇宙的一部分。“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14] 这是讲至诚的圣人,能够极尽天赋的本性,继而通过他的影响与教化,启发众人也发挥自己的本性,并且进一步让天地万物都能够尽量发挥自己的本性,各安其位,各遂其性,这也就可以赞助天地生成万物了。既然如此,至诚的圣人及其功用,则可以与天地相媲美,与天地并立为三。人与天地并立为三的思想,是在这种语境中表达出来的。 中国人文精神强调天地人“三材之道”并行不悖,并育而不相害,且成就了一个人与宇宙的大系统。“《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15]《周易》称天、地、人或天道、地道、人道为“三材”,其“三材共建”和“三材之道”,就是把宇宙万物归纳成不同层次而互相制约的三大系统,三大系统构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也就是说,天、地、人不是各自独立、相互对峙的,它们彼此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同处于一个“生生不息”的变化之流中。中华人文的精神是一种创造的精神——“天地之大德曰生”[16]——这种精神来自天地。“盛德大业至矣哉!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17] 天地之道,阴阳大化的作用,即生成长养万物。生长万物的富有叫做“大业”,每天都有新的变化叫做“盛德”,生生不停叫做“变易”。人效法宇宙的“生生之德”而不断创进。“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18] 物相杂之谓“文”,阴阳刚柔的交错是“天文”,或曰自然条理。自然条理是多样性的统合。依据自然天地之道,在社会人事中采取非武力的形式,叫做文明以止”。人事条理即是“人文”。人文应效法“天文”。我们观察天文来考察四时的变化,观察人文来感化天下的人。足见人事法则应与自然法则相匹配,相照应。 宋代儒者讲“人与天地万物一体”,“不剪窗前草”,讲仁爱之心遍及鸟兽、草木、瓦石,讲“民吾同胞,物吾与也”,都是十分鲜明的例证。这表明,中国的人文精神不与自然相对立,不会导致一种人类中心主义以及对自然的宰制、占有或无视动物、植物的存在;相反,它讲求的是与自然的协调。“仁”与“生生之德”恰恰是自然宇宙的精神给人之社会文化活动的示范与渗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