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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儒学滋润政治神经 儒学对政治的影响，首先是通过对政治家、政治思想家，特别是对政治领袖的影响表现出来的。政治领袖是政治家和政治思想家的突出代表，是政治神经。儒学对他们的影响，就是滋润了政治神经。在二十世纪，政治领袖主要有国民党的孙中山和共产党的毛泽东，他们都是最有影响的党派的缔造者，也都是成功大事业的创始人。二十世纪的最后二十年，最有影响的中国政治领袖是邓小平。我想通过这三位的典型事例，来讨论儒学对中国当代政治的深刻影响。 （一）孙中山 孙中山早期受到正统的中国传统思想的教育，其中主要的是儒家思想的教育。同时又受到西方思想的教育。他将二者结合起来，提出了自己的理论与政见。对于世界的看法，他将进化论与中国古代的演化说相结合。说进化有三个时期：一是物质的进化，二是物种的进化，三是人类的进化。他把宇宙的终极本原说成是太极。《周易》上讲“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宋代的周敦颐讲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然后化生出天地万物来。孙中山说太极动而生电子，电子凝而成元素，元素合而成物质，他认为生命的基础是“生元”即“生物元始之意”。又说：“孟子所谓良知良能者非他，即生元之知、生元之能而已。”（《孙中山选集》第121~122页）生元就是细胞。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民权来自西方。中国自古没有规定过老百姓有什么权利。对于民生，中国三千年前就非常重视人民的生活与生命。西周时的周公曾提出：“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孟子·万章上》引《泰誓》语）。这是将人民与最有权威性的上天联系在一起。有的统治者可能在上天即上帝面前非常虔诚，许诺做好事，而在人民面前又不是那么回事，甚至作威作福，欺压百姓。他们在人民面前是一副凶狠的面孔，对人民不断训斥，有时欺骗人民。周公告诉他们，他们的举动与言行，上天都看到了，也都听到了。人民能够看到的，上天一样能看到，人民听到的，上天也同样能够听到。使那些两面相的人暴露出虚假的面目。如果相信这种说法，那么就应该以对待上天的态度来对待人民，将人民视为如同上天。但是，中国古代统治者虽然也知道这种说法，也了解这个道理，并没有按照去做，因为外面的物欲有很大的引诱力。天下一时太平了，他们就以为天下就是这样永远太平下去，永远不会有什么问题了。像秦始皇那样，以为自己的子孙可以一直做皇帝到万世。出乎他的意料，传到二世，就发生了天下大乱，勉强拖到三世也就完了。汉初学者总结秦速亡的教训时说：“民无不为本”，“民者，万世之本也，不可欺。”“自古至于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贾谊《新书·大政上》）秦朝的兴亡是民本理论的最好注脚。柳宗元提出“吏为民役”的思想非常深刻，与现在所谓当官的是人民的“公仆”，意思是一样的。柳宗元认为国家从人民那里收来的赋税，作为俸禄发给官员，这是人民花钱雇官员来为自己主持公道，维护社会秩序，保证人民的安定生活。就像一个主人雇一个仆役来干活那样。他说，如果这个仆役拿你给的薪金，不给你干活，还要偷你家的财物。你一定很生气，要把他赶走或者用别的办法来惩罚他。现在当官的如果拿了人民给的俸禄，不为人民主持公道，还要贪污受贿，欺压百姓。人民会怎样呢？会不会赶他们下台呢？形势不同，道理却是一样的。想到这些，不是很可怕吗？他劝当官的人应当谨慎地为人民做一些好事，不做坏事，不管从道理上说，还是从良心上说，都应该真正为人民做一些好事。中国古代对于人民应该说是非常重视的，所谓“民为国本”，所谓“民为贵，君为轻”，所谓“民无不为本”，都是以民为本的意思。这是中国优秀的传统思想。孙中山“三民主义”中的“民生”，应该说就是中国传统中最优秀的内容。历代儒家都是以民为本的。儒家的这种思想也明显地影响了国民党的创始人孙中山先生。孙中山认为，“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实行社会主义之日，即我民幼有所教，老有所养，分业操作，各得其所。我中华民国之国家，一变为社会主义国家矣。予言至此，极抱乐观。”（《中山丛书》三，第5页）这里所讲的“幼有所教，老有所养”，正是《礼运篇》中的内容。在孙中山心目中，民生主义、社会主义、与儒家的大同理想是大体一致的。所以他划一个大圈，写上三民主义。在中间再画一个小圈，写上社会主义。说三民主义包括社会主义。他题的“天下为公”，表达他的理想。这个理想就是三民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也是大同理想。因此可以说，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吸收了儒家思想，社会主义思想，形成自己的政治主张。孙中山将这一政治主张写入政治纲领，对中国现代政治起了很大作用。 关于知行问题，中国古代也有很多论述。首先是知行的关系问题。在《尚书》中有“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说法。这是最古老的知行观，认为行比知更困难。当时讲的知行关系是在社会伦理方面来的。伦理问题，说起来好像很容易懂，做起来却不那么容易。例如孝，大家都知道应该孝顺父母，如何孝顺，却是许多人不太清楚的事，即使知道了，要做起来也不容易。为什么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就是说要长期坚持孝是不容易做到的。孙中山从科学的角度来看知行关系，认为知比行更难。只要是知道了的事，做也就容易了。如果不知，那就无行。如果知道了，行也就非常容易了。现代科学都是许多人共同积极进取，才创造出来的结果。例如，电视机，创造走过了漫长的历程。做出来后，要使用它就非常容易，连几岁的小孩也会开关收视电视。其他如二十世纪的各种电器都是这样，发明创造需要几代科学家的努力研究，制造和使用就相对容易得多。知道制造原理，是知；制造使用机器，是行。在科学问题上，很显然的事实是，知非常不容易，而行则比较容易。这就是知难行易说。过去有些论者以为孙中山的说法与前人的说法不一致，这里有是与非的问题。实际上，我们认为只是在不同的领域使用知与行这两个概念而产生的差异。到现在为止，在社会伦理道德领域，仍然是知易行难；在科学技术领域，照样是知难行易。仔细来分，科学是研究原理的，是最难的，科学无价，没有什么经济效益，却可能改变整个社会面貌；技术是运用原理于实际，相对容易一些，而经济效益却很高；所有消费者都是实行者、享受者。对于一个人来说，可能在某一方面是创造者、生产者、奉献者，在许多方面都是消费者和享受者。所谓“万物皆备于我”，一个人所需要的是整个社会的贡献。孙中山利用西方的科技来讲中国传统的知行观，也是一种创见。他融合中西，吸收了西方的一些思想来丰富发展儒学。 关于改革思想，儒家从孔子开始，就十分肯定改革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孔子认为社会的进步必须有文化的积累，必须有社会政治制度的改革与创新，继承与发展，必须不断完善各种制度，提高文明程度。孔子认为商朝对夏朝的制度有所“损益”即修改，周朝对商朝的制度又有一些“损益”，所以在三代中，最后一代的周朝制度最为文明，最为完善，因为它借鉴了前两代的经验教训。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后代儒家有的积极主张改革，如宋代王安石，明代张居正，清代康有为；有的则比较倾向于保守，如宋代的司马光等。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就是讲孔子改革思想的，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康有为上书光绪皇帝时，孙中山正是二十多岁的热血青年，自然会受到康有为改革思想的影响。他也借鉴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民主思想，来考虑中国社会改革的具体内容。儒学是历代儒家共同创造的，其中本来就有改革思想。在两千多年前，孔子是维护君权的，并非反对改革。他拥护君权，反对各诸侯国的分裂与纷争；他提倡恢复周礼，是对春秋末期的社会现实的批判，是改革现实的口号。而在两千多年后，当代受儒学影响的人完全可以提出取消君权的制度改革。如果不明白这一道理，也可能会产生一种误解，误以为孙中山的改革是反儒学的。 孙中山以后的国民党领袖人物蒋介石将台湾的草山改名“阳明山”，以表示自己对明代大儒家王阳明的推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