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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毛泽东 1·毛泽东青少年时代熟读儒家的经典，有些还能背诵。青年时代给朋友写信，经常引用儒家的话和思想讨论所关心的问题。例如在1916年12月9日给黎锦熙的信中说：“古称三达德，智、仁与勇并举。今之教育学者以为可配德智体之三言。”孔子讲过智仁勇，《中庸》称为“三达德”，毛泽东将其改为德智体，后来作为教育方针的重要内容即教育的目标。毛泽东在1957年2月27日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报告中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85页）他讲到卫生时，也举了孔子和孟子的说法。“昔者圣人之自卫其生也，鱼馁肉败不食，《乡党》一篇载之详矣。孟子曰：知命者不立夫岩墙也。”他认为不重视保养身体，就是“食馁败而立岩墙也”，吃腐败的食品，站在危墙下面。还认为身体不是不可改变的，“至弱之人，可以进于至强。”“心身可以并完”（《致黎锦熙信》，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9~60页，湖南出版社1990年7月）毛泽东晚年还爱读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司马光是北宋大儒。在《资治通鉴》中，贯穿着儒学思想。毛泽东在长期阅读《资治通鉴》中，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他在重要讲话、重要报告中经常引用《资治通鉴》中的说法，由于他的个人权威，使《资治通鉴》中的一些话成为社会上流行的说法。从《毛泽东选集》中，我们可以读到很多儒家的话，许多是肯定的语气。例如毛泽东讲到要施“仁政”，要给出路的政策。这些小的例子不胜枚举。从大的方面来看，主要有作为指导性哲学著作引用儒家的观点或者儒家讨论的问题，在实施重要政策中贯穿儒家的思想原则，在政治斗争中渗透儒家的基本精神。 2·《毛泽东选集》中引用的儒家观点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讲矛盾，就是对立统一规律。在中国古代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就是以阴阳讲对立统一规律。“一阴一阳之谓道”，这一句话就出在儒家经典《周易·系辞传》中。《周易》经传都是儒家的重要典籍。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以知行观作为副标题，说明这个问题是继承了中国古代儒家经常讨论的知行观。清代颜元特别重视实践，自己称“习斋”。习，就是指实践。毛泽东继承了颜元重视实践的基本精神，在《实践论》中反复强调实践的重要性。认为实践是认识的前提，也是认识的目的，还是人类认识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真知出于实践，知还要在实践中受到检验。 《矛盾论》与《实践论》两论在指导革命实践中起过很大的作用。毛泽东以后讲的“一分为二”，凡事都要两面看看，既看正面，也看反面。在路线问题上，反左就要防右，反右就要防左。说起来似乎很简单，做起来却也相当复杂，要求对实际情况有全面深入的了解，要能够真正分析其中的问题和探讨解决的办法。仅仅这一点包含辩证法的理论，让广大群众在实践中运用，就产生明显的效果。运用时间长了，也熟练了，水平也提高了，其效果就更加明显。 毛泽东在讲学习时提出要学习中国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毛泽东选集》第499页）这是一个总的精神，即继承孔子以来的儒家传统思想。在《学习和时局》中，毛泽东说：“孟子说：‘心之官则思。’他对脑筋的作用下了正确的定义。”（同上书第903页）这是肯定孟子的说法。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提到“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同上书第1216页）这是《礼记·杂记下》中的话。文武，指周文王、周武王。紧张与松弛相结合。《礼记》也是儒家的论文集，汉代戴圣编辑成的。对于《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毛泽东在第四条中说“不懂得和不了解的东西要问下级，不要轻易表示赞成或反对。”他说：“我们切不可强不知以为知，要‘不耻下问’，要善于倾听下面干部的意见。”（同上书第1331页）这里的“切不可强不知以为知”，是从孔子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篇》）中引申出来的。“不耻下问”也是引自《论语·公冶长篇》。这些都是毛泽东引用儒家经典的话来讲自己的道理，说明他所受儒学的影响之深之广。 总之，儒学影响了政治家的哲学思想，又通过政治家对广大干部和群众产生影响，对于政治活动和其他活动都起着指导的作用。 3、儒学渗入具体政策之中 儒家最重要的思想是仁爱。孟子讲“仁者无敌”（《孟子·梁惠王上》），仁义之师无敌于天下。在抗日战争中，毛泽东领导的八路军采取“优待俘虏”的政策，对于被俘虏的日军官兵都给予优待。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中所没有的，这是中国儒学传统中的仁爱思想的体现。 根据仁爱精神，在经济方面应该实行调均。汉代董仲舒提出的调均思想，要取有余而补不足。董仲舒认为太富太贫都不好，都不利于社会的安定，人民的幸福。他说：“大富则骄，大贫则忧。忧则为盗，骄则为暴，此众人之情也。圣者则于众人之情，见乱之所从生，故其制人道而差上下也，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为度而调均之，是以财不匮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春秋繁露·度制》）富者为暴，贫者为盗，都是不安定因素。进行适当调均，使富者不能为暴，使贫者不必为盗。天下就太平了。毛泽东在解放初期实行土地改革运动，把地主富农多余的土地拿出来分给没有土地或少地的贫农、下中农，把收入比较多的人工资降下来，让没有职业的人得到就业的机会。在社会上真正做到了“均贫富”。 儒家典籍《礼记·礼运》记载：在“大同”社会中，没有生活依靠的“矜寡孤独废疾者”都能得到供养。所谓最理想的社会，就是要使所有社会成员都能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没有生活依靠的人是任何社会中都是最不幸的人，他们都能过上幸福的生活，还有谁不幸福呢？这是儒家在两千多年前提出的理想，是历代儒家所追求的政治目标，但从来没有实现过。毛泽东主持制订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中规定：对农业合作社的社员实行“五保”制度。对于生活没有依靠的“矜寡孤独废疾者”实行“五保”：保吃、保穿、保烧（燃料）、保教（儿童和少年）、保葬。使这些最困难的“五保户”社员有了基本的生活保障。在城市市民中实行最低生活标准，人均月收入不到最低标准者，政府给予补贴。可以说这些做法都与传统儒学的大同理想相一致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