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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外圆”能够有效减少自己在人生道路上不必要的麻烦。 例如，唐朝的郭子仪就十分通晓内方外圆的艺术。那时，经常会有一些心术不正的小人来见他，纵然这些人的地位很卑微(郭子仪那时已封王)，但郭子仪也一定会接见，而且一定坐得很端庄，穿上礼服来表示尊重。有很多人觉得奇怪，就问他：“许多达官贵人来见你，你都很随便，为什么这些小人物来见你，你这样严肃？” 郭子仪回答道：“这些人心术不正又很聪明，还很会巴结，不能得罪，万一他将来做了大官，得了志，我们得罪他，他怀恨在心、必会报复。”郭子仪的话后来果然应验，擅长于巴结的这些人，很容易讨得主子的欢心，凡是得罪小人的人，在小人得志的时候都不会有好结果，有仇必报。郭子仪一生能够平平安安度过，得益于他的外圆。 为人处事，“内方”及“外圆”应当兼而备之。去过庙堂的人都知晓，进了庙门，迎面而见的是弥勒佛，满面慈祥，笑容可掬。而在他的北面，则是黑口黑脸的韦陀。但相传在很久以前，他们并不在同一个庙里，而是分别掌管不同的庙堂。弥勒佛热情快乐周到，所以来的人非常多。但他什么都不在乎，丢三拉四，不好好的管理账务，所以入不敷出。而韦陀虽然管账是一把好手，但成天阴着个脸，太过严肃，搞得人越来越少，最后香火断绝。佛祖在检查工作的时候发现了这个问题，就将他们俩放在同一个庙里，由弥勒佛负责公关，笑迎八方来客，于是香火旺盛。而韦陀铁面无私，锱珠必较，则让他负责财务，严格把关。在两人的分工合作中，寺庙显现出一派欣欣向荣景象。 为人处事，我们应当把韦陀的“方”和弥勒的“圆”有机地统一起来。在现实生活中，“方”和“圆”也并非是可以截然分开的，通常它们总是纠缠在一起，方中有圆、圆中有方，难分彼此，二者相辅相成。唐代柳宗元曾以车为喻，来阐释为人处事“内方”与“外圆”的关系。柳宗元认为，车箱不方则无法载人；车轮不圆，则难于行动。不懂得“外圆”的艺术，你的“内方”会屡屡遭到挫败，你的人生会遭遇重重阻力，你的理想抱负难以施展。 为人，应当主动修身养德；处事，应当懂得灵活变通。方正之人要学会温和机敏地与人相处。在如今这样人事纷繁的社会里，该方则方，该圆则圆，方圆结合，方圆有度，才是最好的处世之道。 邓小平就是内方外圆的典范人物。毛主席曾评价邓小平是“绵里藏针”，也就是说，毛主席心里一直都很清楚，邓小平做人是十分有原则的。但在文革险恶的政治斗争中，邓小平凭借他内方外圆的处事哲学，避免了刘少奇那样的结局，而邓小平政治斗争中的三起三落也成为脍炙人口的传奇故事。在处理香港问题上，邓小平提出了各方面都能接受的“一国两制”方针，表现出了高度的灵活性，为香港的回归奠定了基础。但在香港驻军问题上，邓小平绝不放弃原则，香港是中国领土，驻军是绝不商量的。应当说，邓小平把内圆和外方发挥到了极致。 当然无论是“内方”还是“外圆”都要把握好度，要知道凡事物极必反。“内方”太过，那会导致刻板、迂腐，会伤害到自己和他人；“外圆”太过，那会导致圆滑、世故，必使他人心生疑虑，处处提防，因此，都是不可取的。 与周围人们相处的“圆润”，又能使道德高尚的你获得良好的人际关系和众多的朋友，何乐而不为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