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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外来势力与科举革废 刘海峰 对清末科举制的改革与废除，海内外学术界已作过许多探讨，成为科举学的热点问题之一。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在导致清末废除科举的各种原因中，除了中国人自己为兴办学堂而废除科举制的因素外，还有一股外来势力为科举革废推波助澜，包括对科举制进行直接的打击。 一 由于中国士人热衷参加科举，科举制对中国士人的强大吸引力是19世纪在华传教士对中国士人进行传教的最大障碍。在1869年的传教士大会上，还讨论过“是否应鼓励中国的基督教徒参加获得科名的科举考试竞争”的问题。由于乡试和会试前后皆历时九天，参加科举不仅从时间上会与做礼拜相冲突，而且还会成为信仰基督教真义的障碍，因此，传教士多不赞成中国的基督教徒参加科举考试（注：C. Hartwell, The Relation of Christians to the Examinations,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Vol. 1, No. 11, March, 1869, pp. 217—220. ）。 然而，在华传教士又深知中国的士人皆参加科举，要影响中国就不能不影响这些精英人士，一些传教士力图影响中国的士阶层而苦于无计可施。因此，后来许多省份的传教士都采取在乡试出场时向应举者分发《圣经》等读物（注：David Hill, The Coming Triennial Examinations, to the Editor of " The Chinese Recorder, "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Vol. 16, No. 6, July, 1885, pp. 260—261; Vol. 19, No. 6, June, 1888, pp. 282—283. ），以期在此关键场域对全省儒士作出广宣流布的有效影响。 在清末批判科举的浪潮中，一些传教士也推波助澜，发出改革科举的呼声，其中有的是出于对中国的好意，有的则动机可疑。例如，过去批判科举制的论者常常举出清末将八股与鸦片、缠足一起列为中国的三大祸害或三大恶俗的例子，在日本至今还存在着将科举与宦官、缠足嘲讽为中国古代三大“奇习”的说法。但并没有人认真考证此说的由来。 因为研究科举对西方文官考试制度的影响，笔者偶然发现了一些珍贵的史料。1895年，有位叫做Fryer的西方人曾将鸦片、缠足和科举考试列为中国的“三大祸害”，并以此作为主题在中国出版的英文刊物《中国文库》上进行有奖征文，奖金从8—50美元不等。结果到1895年9月18日的截止日期内，共收到150篇应征文章（注：Notes and Items,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Vol. 26, No. 10, October, 1895, p. 479. ）。笔者现在还没找出“三大祸害”说的最早出处，按一般中国人的流行说法，三大祸害之一是八股文而非科举制，但传教士的征文要求却明确说是“科举考试制度”(literary examination system)（注：Notes and Items,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Vol. 26, No. 7, July, 1895, pp. 330—331. ）而不是说八股文(eightlegged essay)。中国人批判科举不足为奇，一个西方传教士那么热衷于宣传科举制的恶行，出发点似乎与中国士人不太一样。由此看来，关于清末对科举的批判，将科举(应该是八股)与鸦片、缠足相提并论的问题，还应该仔细加以辨析（注：刘海峰：《科举学导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70—271页。）。 科举制废除之后，维系儒学的制度支撑不复存在，随之而来的礼崩乐坏，使传教士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和空间。因此，对废科举一事，最高兴的可能是当时一些西方在华传教士。因为科举制是儒学得以盛行的制度支撑，一旦科举制被废除，儒学的根基就产生动摇，基督教和天主教便可以在中国真正畅行无阻了。 在清末西方来华传教士中，既有对科举称赞有加、力主本国政府仿效中国科举实行考试选官者，也有人对科举制进行激烈批评或提出改革建议者。这些来华西人的观点曾部分影响到清末算学科举和经济特科的设立，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科举制的废除。来华西方传教士先是看到科举制度的公平竞争的优越性，后来也看到科举考试内容空疏无用的弊端。尤其是到19世纪末，八股科举学非所用的弊病日益突出，于是许多传教士提出了改革科举的建议。1882年8月，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在《万国公报》第704卷上发表《中国专尚举业论》一文，批评分析了科举取士的弊端，指出：“天下智能才艺之士一一束缚于举业、制业、试律之中，而不知变计之为，可惜也。”他认为，当时科举考试的内容空疏无用，“所举非所用，所用非所举”，专尚举业有害而无利。林乐知还建议设立机构，仿照西方之法学习科学技术。他自称“余西士也，本不欲妄参末议，为越俎之谋。特居中国久，不无杞人之忧。因西学为当务之急”。传教士狄考文认为，科举考试有不能辨真假、不能断舞弊、启人干禄心、不暇及他学等弊端，并得出“考试之典，利少而弊多”、应该变革的结论（注：狄考文：《振兴学校论》，《万国公报》第14本，1881年8月，第8380—8381页。）。 至于说要如何变革科举，一般西方传教士开始多主张复古，采用唐代科举多设科目的办法，或参照古代乡举里选的办法。更多的是建议在科举考试中引入西方科学。例如，从1865年起担任京师同文馆英文教习，1869年起任总教习(校长)前后达31年之久的丁韪良是一位典型的西儒，曾翻译引进了许多西方著作，他主持的同文馆成为清末算学科举的评卷处和及第者的归宿，是算学科举的创意出发点和实际落脚点。他还再三向清朝内阁各大臣建议改革科举考试内容，力陈科举采用科学的必要（注：丁韪良：《同文馆记》，见朱有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83页。）。 在提议改革科举的同时，传教士创办的教会学校传授西学，对中国传统科举教育也形成了冲击和挑战，加速了科举制的解体。清末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改革科举兴办学堂的建议和构想，曾明显受到过西方传教士改革科举言论的影响（注：杨齐福：《科举制度与近代文化》，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7—99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