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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礼运》开篇便写道： 昔者仲尼与于蜡宾，事毕，出游于观之上，喟然而叹。仲尼之叹，盖叹鲁也。言偃在侧曰：“君 子何叹？”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 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 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 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天 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 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弟兄，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 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 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 殃，是为小康。 这400多字的一段话，便是古往今来被人们称颂不已的“大同小康”之论。 《礼运》篇的作者明确地把“大同小康”之论的发明权和著作权归之于千百年来无出其右的大思 想家孔老夫子名下，并言之凿凿地说这是孔老夫子在“与于蜡宾” 事毕，对他的得意门生子游 （姓言名偃）发表的一番宏论。对于《礼运》作者的这一说法，古往今来经历了一个始信终疑的 曲折过程，且迄今仍在争执，靡有定论。“大同小康”之论的作者问题似乎成了一桩难以了断的 公案。笔者认为，鉴于孔子在中国思想史上的特殊地位，鉴于“大同小康”之论在历史上的巨大 影响，尽快辨明孔子与“大同小康”之论的关系，有着非凡的学术意义。基于此，笔者不揣浅 陋，试就此略陈管见。 一 为有助于问题的展开，我们不妨先把历史上围绕孔子与“大同小康”之论关系的纷争作一番大致 的回顾。 根据笔者手头掌握的资料，自《礼运》成篇以后，直到有唐一代，人们对“大同小康”之论出自 孔子之口不曾提出过怀疑，也就是说，人们是接受了孔子是“大同小康”之论的发明者的说法 的。但是到了宋代，形势突变，有数位重量级学者先后提出质疑，认为《礼运》所记非孔子语。 如北宋时期曾被神宗皇帝召为两朝国史编修官的李清臣指出： 《礼运》虽有夫子之言，然其冠篇言大道与三代之治，其语尤杂而不伦。[1] 南宋时期与朱熹、张栻并称“东南三贤”的著名学者吕祖谦，在与朱熹的一次通信中写道： 蜡宾之叹，自昔前辈疑之，以为非孔子语。[2] 有宋一代首屈一指的大儒、理学巨擘朱熹说得更为肯定： 《礼运》不是圣人书。胡明仲云：“《礼运》是子游作，《乐记》是子贡作。”计子游亦不至如 此之浅。[3] 南宋末年著名学者黄震也怀疑“大同小康”之论是孔子语，说道： 篇首匠意，微似老子。[4] 通观以上四位学者的意见，无论是直接否定，如吕祖谦、朱熹，还是间接否定，如李清臣、黄 震，他们都是从“大同小康”之论本身发现了其与孔子思想的差异，并由此得出了自己的结论。 时至元代，“大同小康”之论非关孔子的说法似乎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学者们的观点更鲜明， 意见更直白，这从《云庄礼记集说》一书中可以非常直观地看出来。如书中引石梁王氏的话说： 以五帝之世为大同，以禹、汤、文、武、成王、周公为小康，有老氏意。……所谓孔子曰， 记者为之辞也。[5] 《云庄礼记集说》一书的作者陈澔更是斩钉截铁地指出： 大同小康之说，则非夫子之言也。[6] 而同一时期与此相对立的观点却难以见到。这显然说明，“大同小康”之论非关孔子已经成为当 时学者们的共识。明清两朝，特别是清代考据之风盛行的乾嘉时期，竟也不闻对此一观点的反诘 之声，可见，“大同小康”之论非关孔子的观点获得了广泛的认可，甚至可以说，其在当时已堪 称定论。不过，主张“大同小康”之论非关孔子的历代学者都不曾围绕自己的观点展开有理有据 和具体细致的论述，这就为后来的纷争再起留下了隐患。 历史进入19世纪末，康有为基于其托古改制的政治需要，置前代学者们的定论于不顾，不加解释 地重申《礼运》篇的旧说，“单独目孔子为大同学说的创造者” [7] ，从而拉开了关于孔子与 “大同小康”之论两者关系的学术争论的序幕。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围绕“大同小康”之论是否出于孔子之口的问题，尖锐对立的两派展开了激 烈的正面交锋。两派中，钱穆、梁漱溟、吴虞等持否定的看法，综合起来说，他们据以否定的最 主要的理由是:“大同小康”之论系承“昔者仲尼与于蜡宾，事毕，出游于观之上，喟然而叹。仲 尼之叹，盖叹鲁也。言偃在侧，曰:‘君子何叹？’”云云而来,而据东汉郑玄《礼记注》:“蜡 者，索也，岁十二月合聚万物而索飨之。亦祭宗庙。时孔子仕鲁，在助祭之中。”三国王肃《孔 子家语》确指“仕鲁”为“为鲁司寇”。《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谓子游“少孔子四十五岁”， 清代崔述考证说：孔子52岁,为司寇[8],此时子游年仅7岁；孔子55岁去鲁,子游不过10岁。综合上 述几点,孔子难以与童稚之年的子游讲论“大同小康”之义。另一派则以吕思勉、郭沫若等为代 表，持肯定的看法。郭沫若在《儒家八派的批判》一文中明确指出：“《礼记·礼运》一篇，毫 无疑问，便是子游氏之儒的主要经典。那是孔子与子游的对话。”针对否定派的否定理由，郭沫 若反驳说:“这样的推断是大有问题的。《家语》伪书，本不足据，为鲁司寇时之推测虽亦本于 《礼运注》‘孔子仕鲁，在助祭之中’而来,此亦郑康成一时疏忽之语，同一不足为据。蜡乃岁终 报田大祭，一国之人皆得参与。《杂记》: ‘子贡观于蜡,孔子曰:赐也,乐乎?对曰:一国之人皆若 狂’。此可见孔子与于蜡非必一定要在‘仕鲁'或‘为鲁司寇’时才有资格。孔子晚年返鲁,与鲁 国君臣上下之关系在师宾之间。孔子死时，鲁哀公赐诔，竟大呼‘旻天不吊,不憗遗一老’,敬之 实深，‘与于蜡宾’的资格，当然是有的。那么在孔子晚年要同门弟子谈谈大同小康的故事,是没 有什么不可能的了。”[9]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这场争论虽然没有分出胜负，但却在用证据说话这一点上向前迈出了一大 步，这就为问题的最终解决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不仅如此，主张“大同小康”之论非关孔子一派 关于孔子“仕鲁”期间不可能向子游讲论“大同小康”之义的无可辩驳、无可置疑的考证结果， 已经使自己的论敌不得不将其防线后撤，而把孔子向子游讲论“大同小康”之义的时间，压缩到 了孔子周游列国回到鲁国后的短短数年之间。 20世纪60年代，古棣（即关锋）、任蜎亦就“大同小康”之论是否出自孔子之口进行过论辩。古 棣认为:“把《礼运》或《礼运》关于‘大同之世’的一段，系在孔子的名下，这是没有根据的。 自班固以来，就认为《礼记》是‘七十子后学所记’(见《汉书·艺文志》)。”[10]任蜎则认 为：“《礼运》篇为孔子七十子后学所记，篇中所记孔子之言，是可信的。”“古棣同志引用了 班固的话，认为《礼记》是‘七十子后学所记’,……既然说是‘所记’而不是‘所撰’,那末七 十子是孔子的学生，学生记先生或先生的先生的话，不是很自然的事情吗?” 任蜎断言:“《礼 记》一篇,记录的是孔子晚年回到鲁国时跟子游的对话。”[11]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围绕“大同小康”之论是否出于孔子之口的问题未再发生直接的论争，但是 肯定性的意见不时见诸一些学者的著作当中，如唐子恒、路德彬写道：“大同”是“孔子思想体 系中根据原始社会的传说而构想出的一种理想的太平盛世。与‘小康’相对” 。[12]谢祥皓也 说：“《礼运》篇曾叙述了孔子与言偃的一段谈话，其中提出了一个为历代哲人所向往的理想社 会。”[13] 郭沫若、任蜎都把孔子向子游讲论“大同小康”之义确指为孔子周游列国归鲁后的晚年时代发生 的事，而对此说，似乎尚未有人著文加以辩驳，这或许也是近几年来不断有学者在其著作中认同 “大同小康”之论出于孔子之口的一个重要原因。笔者虽然才疏学浅，但仍愿意尽上绵薄之力， 为证明郭沫若、任蜎的观点不能成立抛砖引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