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梅先生又不得不承认,现代大学的实践与此大学之道是有距离的。例如,明明德讲的修己工夫中之所谓“己”,是一个整全的人格,至少包括知、情、志三个方面。但今日大学所能措意而略有成就者,仅有知这一方面而已,“夫举其一而遗其二,其收修明之效,因已极有限也。”更何况今日大学教学,“灌输之功十居七八,而启发之功不得二三。”这样,要学生左右逢源,深造自得,几无可能。此仅就知识教育而言。人格教育方面几乎全付阙如。 由于只重知识和技术传授,学校也基本不要求教师对学生的人格培养尽力。更何况今日之教师本身也是只重知识传授的现代教育的产物,能孜孜以求于专业知识已属不易,持志养气之道,待人接物之方,对此辈而言是谈不到了。此外,“今日学校环境之内,教师与学生大率自成部落,各有其生活习惯与时尚,舍教室中讲授之时间而外,几于不相谋面,……古者学子从师受业,谓之从游。……反观今日师生之关系,直一奏技者与看客之关系耳,去从游之义不繤远哉!”今日在大学教书者,有谁能说这不是今日大学师生关系、教学关系之真实写照?稍有不同的是,教学关系是买卖关系在今日大学几乎已成“共识”。 在中国传统教育思想中,学生自身修养是最基本的部分,《大学》八目,此占其五。但却是“今日大学生之生活中最感缺乏之一事……”。其原因在梅先生看来有三。一是“五闲暇故”。学生学业繁重,上课太忙。但“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物之盛,而自审其一人之生应有之地位,非有闲暇不为也。纵探历史之悠久,文教之累积,横索人我关系之复杂,社会问题之繁变,而思对此悠久与累积者宜如何承袭节取而有所发明,对复杂繁变者宜如何应付而知排解,非有闲暇不为也”。此说得一点不错,但当今学子未必都无闲暇,只是很少有人还把修身当回事,这恐怕是梅先生想不到的。 修身的另一个基本条件是“独”。“独”是“知人我之间精神上与实际上应有之充分距离,适当之分寸”,这样才能独立特行,力排众议。但今日学子往往扎堆抱团,拉帮结伙,故“每多随波逐流(时人美其名曰‘适应潮流’)之徒,而少砥柱中流之辈”。《大学》定、静、安、虑、得之五步功夫是谈不上了。修身在现代大学教育中付诸阙如的最后一个原因是“师友古人之联系之阙失”。师友关系已如上述。“友”之一道,于今只是“寒暄笑谑与茶果征逐而已”,更何况尚友古人哉?此不独一般人要与时俱进,“即在专考史学之人,又往往用纯粹物观之态度以事研究,驯至古人之言行举措,其所累积之典章制度,成为一堆毫无生气之古物,与古生物学家所研究之化石骨殖无殊。”在这种情况下,现代学子很少能理解什么叫“如对古人”。 现代大学在明明德一方面少有建树,在新民方面也乏善可陈。因为明德功夫为新民功夫最根本之准备,前者的缺乏,不能不影响后者。但还不止此。现代大学新民方面之失,还在它只是培养专才,而不是通才。但“社会所需要者,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以无通才为基础之专家临民,其结果不为新民,而为扰民”。此外,大学传授的社会科学知识也有问题,“或失之理论过多,不切实际,或失诸凭空虚构,不近人情,或失诸西洋之资料太多,不适合国情民性”。这样,大学教育所真能造就者,“不过一出身而已,一资格而已”。也就是文凭而已。大学若要有新民之效,还要有学术自由。梅先生用宋儒胡瑗的话“无所不思,无所不言”来解释“学术自由”。但他认为“无所不思,无所不言”不是荡放。因为“大学致力于知、情、志之陶冶者也,以言知,则有博约之原则在,以言情,则有裁节之原则在,以言志,则有持养之原则在”。在他那里,学术自由归根结底还是隶属于大学之道。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