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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严格遵循法律规定。尽管传统的礼法文化充满了人治的色彩，尽管白居易只是在做练习，但是，他在判词中严格遵循法律规定，正确把握处置分寸，不折不扣依律例法条进行裁判。在“得丁冒名事发，法司准法科罪。节度使奏丁在官有美声，请免罪真授，以劝能者。法司以乱法，不许”的判词结语中，明确指出对触犯冒名罪的丁：要“盍惩行诈，勿许拜真”，不能迁就枉法，法律应当至高无上，必须严格依法论罪。虽然丁为官口碑不错，有“美声”，但是，作者认为不能用所谓“政绩”来减免罪责，因为“宥则利淫，诛则伤善，失人犹可，怀法实难”，这也是为了防止出现“逾大防而不禁”的后果。在判词中白居易进一步说明，任何人都应该遵守法律，不能因为为官济世有所作为，违法犯罪，便可以不受法律的制裁：‘济时不在于一夫，守法宜遵乎三尺’。 第三，重官德，追求崇高。中国传统法律文化非常注重道德教化的作用。白居易作为虔诚的儒学后人，很注重个人的道德修养，同时也看重同僚们的为官之德。他和中国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当出现社会风气不正、吏治腐败之时，他们就很自然诉诸道德教化，企望提升官吏们的道德水准，因此，他在判词中充分运用这一法宝。如，在“得景为县官，判事案成。后，自觉有失，请举牒追改，刺史不许，欲科罪，景云：令式有文”的判词中，白居易高度赞扬了景“先迷后觉”、“牒举明无二过”勇于纠错的责任感和崇高的官德。“得乙为大夫，请致仕。有司诘其未七十，乙称：羸病不任事”判词，就是对乙的褒扬。唐朝规定七十岁是辞官归居年限。判词中的乙虽还未到退休的年龄期限，但自觉“疾疹所加，固难陈力”，不能胜任工作，不愿意空享君禄，提出辞职。这种遵循古训：“陈力就列，不能者止”的高尚官德，值得肯定和推崇。因为在当时，与此形成明显对照的是，有少数官员恋官贪禄，年老体衰依然据职占位不去，空享俸禄。白居易也曾在他的著名讽喻诗《不致仕》中，对此种弊政进行了直接揭露。 通览白居易的《百道判》，一股高扬礼法、推崇道德、悯天怜人的人文精神贯注其中，这是他的人生观、处世观一个体现。白居易认为：“治理国家有三个基本的凭藉，即刑、礼、道。三者性质不同，用途各异；但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说：‘人之性情，君之土田也。其荒也，则薙（tì剃）之以刑；其嗣也，则莳（shì势）之以礼；其植也，则获之以道。故刑行而后礼立，礼立而后道生。始则失道而后礼，中则失礼而后刑，终则修刑以复礼，修礼以复道。’刑的作用，虽然是在丧失了道和礼的情况下才显示出来，但只要修其刑，即刑罚的制定和运用得乎其当，便可以达到恢复礼和道的目的。所谓‘刑者礼之门，礼者道之根；知其门，守其根，则王化成矣’。它们对于治理国家的重要性都是极其明显的”。白居易所处的中唐时期，藩镇拥兵割据，宦官专政弄权，政治日益腐败，他站在同情百姓的立场，运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写出了大量揭露弊政、抨击权贵、反映人民疾苦的诗歌，他的讽喻诗使“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使“执政者扼腕”、使“握军要者切齿”，产生了深刻的社会影响。他在《轻肥》一诗中，运用对比的方法，写出了在宦官们食山珍、饱海味之际，正逢江南因旱情而“人食人”的惨象发生之时：“食饱心自若，酒酣气益振。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在《杜陵叟》中，他竟然痛斥那些不顾农民死活只求自己升官发财的官吏们，是“虐人害物”的“豺狼”，能如此激烈地为农民鸣不平，表现出一个封建官吏难能可贵的胆识和不凡的勇气。因此，我们说，他在判词里所流露、所体现的鲜明的礼法文化精神，不是封建文人居高临下的一种姿态，也不是封建官吏的一种虚伪做秀，它是白居易一贯的人生态度的显现。这种打上封建礼教印记的法文化精神，依然具有现代意义——严格执法，作官为民，关心百姓疾苦。(作者：刘愫贞)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