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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张居正试图通过一系列自上而下地改革，化解现实社会危机，重振君主专制统治的纲纪，那末，对于王阳明来说，无论是其学说层面上推扬“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之说，还是实际政治操作层面上颁“乡约”，力行“十家牌法”等，都无非是要将他拯救现实社会危机，维护君主专制政治秩序的道德原则融贯到社会实践行为之中。就这方面而言，张居正和王阳明在思想本质上是完全相通的。 二 张居正不仅在应对社会实际问题上与王阳明有着完全一致的积极用世的态度（尽管其所采取的应对之策与阳明不尽相同），并与阳明一样，以维护君主专制统治秩序为最终目的，而且，他更从纯学术的角度对阳明心学有高度评价，尝谓：“自孔子没，微言中绝，学者溺于见闻，支离糟粕，人持异见，各信其说，天下于是修身正心、真切笃实之学废，而训诂词章之习兴。有宋诸儒力诋其弊，然议论乃日益滋甚，虽号大儒宿学，至于白首犹不殚其业，而独行之士往往反为世所姗笑。呜呼！学不本诸心而假诸外以自益，只见其愈劳愈弊也矣。故宫室之弊必改而新之，而后可观也；学术之弊必改而新这，而后可久也。”［22］可见他是在纵观学术发展大势，对汉唐诸儒以至程朱陆王之学作了认真比较以后，才选择、认同阳明心学的。 阳明心学对张居正影响最大者，乃是其所提倡的“狂者胸次”。按：关于“狂狷”精神，孔子曾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23］孟子对此有进一步讨论，据《孟子·尽心下》记载：“万章问曰：‘孔子在陈曰：盍归乎来！吾党之士狂简进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陈，向思鲁之狂士！’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孔子岂不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敢问何如斯可谓之狂矣’’曰：’如琴张、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谓狂矣。’‘何以谓之狂也？曰：‘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汉唐诸儒似未留意于此一问题，而宋儒中二程对“狂”的论述最有影响，其言有曰：“曾皙言志，而夫子与之，盖与圣人之志同，便是尧舜气象也，特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谓狂也。”［24］至于王阳明，“良知”的信念与实践使其在百死千难的危机中从容应对，并终于化解危机，经受住了人生严峻的考验，这自然更坚定了他对“良知”学说的自信。他在与门人回顾江西平藩后那一段险恶的经历时曾说： ……我在南都以前，尚有些乡意思在，我今信得良知真是真非，信手行去，更不著些覆藏，我今才做得个狂者的胸次，使天下之人都说我行不掩言也罢。［25］ 他自谓“在南都以前”（即64岁以前）还有些“乡愿”的意思，而此后则具备了“狂者的胸次”。这“狂者的胸次”如其所说，就是“信得良知真是真非，信手行去，更不著些覆藏”，或如其弟子王畿所说是“时时知是知非，时时无是无非”的熟化之境。他后来在回答弟子们提出的“乡愿狂者之辨”时对这“狂者”境界有更进一步的诠释，曰： 乡愿以忠信廉洁见取于君子，以同流合污无忤于小人，故非之无举，刺之无刺。然究其心力，乃知忠信廉洁所以媚君子也，同流合污所以媚小人也，其心坏矣，故不可以与入尧舜之道。狂者志存古人，一切纷嚣俗染不足以累其心，真有凤凰千仞之意，一克念即圣人矣。惟不克念，故洞略事情，而行常不掩；惟行不掩，故心尚未坏而庶可与哉。［26］ 尽管他并不认为“狂者”就是“圣人”，“狂者的胸次”亦非最高理想人格境界，但他指出“狂者志存古人，一切纷嚣俗染不足以累其心，真有凤凰千仞之意”，这远远超胜常人，距 “圣人”境界已不远，故而“一克念即圣矣”。阳明所点示的这“狂者胸次”对其门下弟子影响甚深，正如他所说：“予自鸿胪以前，学者用功尚多格局；自吾揭示良知头脑渐觉见得此意者多，可与裁哉。”［27］阳明门下弟子多认得“狂者胸次”这个意思，故而呈露出浴沂舞雩的气象，这在理学家中是很罕见的。而且受阳明心学影响，当时社会文化生活中出现了讲求自尊自信自立之狂者境界的思潮。［28］ 受时代思潮激荡、尤其是阳明心学影响，张居正颇具“狂者胸次”。他在嘉靖后期短暂家居时有诗句云：“永愿谢尘累，闲居养营魂。百年有贵适，贵贱宁足论。”［29］“作赋耻学相如工，干时实有杨云拙。一朝肮脏不得意，翩翩归卧泛江月。”［30］从中可以看出其有见于官场黑暗、政治混乱而生发出的归隐求适的情调。但他又不象一般士大夫那样消极地追求归隐以获一己之自适，而对归隐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他曾借评析魏晋竹林七贤的人格心态而申述己见道： ……夫幽兰之生空谷，非历遐绝累者莫得而采之，而幽兰不以无采而减其臭；和璞之蕴玄岩，非独鉴冥搜者谁得而宝之，而和璞不以无识而掩其光。盖贤者之所为，众人固不测也，况识有修短、迹有明晦，何可尽喻哉？今之论七贤者，徒观其沉酣恣放、哺啜糟漓，便谓有累名教，贻祸晋室。此年谓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独持绳墨之末议不知良工之独苦者也。……余观七子皆履冲素之怀，体醇和之质，假令才际清明，遇适其位，上可以亮工弘化，赞兴王之业；下可以流藻垂芬，树不朽之声，岂欲沉沦泽秽无所短长者哉？……（七子）自以道高才隽，深虑不免，政放言以晦贞，沉湎以毁质，或吏隐于廓庙，或泊浮于财利，纵诞任率，使世不得而羁焉。然其泥蟠渊默，内明外秽，澄之不清，深不可识，岂与世俗之蒙蒙者比乎？蝉蜕于粪溷之中，爝然涅而不缁者也。……［31］ 他认为，貌似放荡不羁的“竹林七贤”，并非自甘堕落，而是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耽心自己因“道高才隽”而难免于害，这才晦贞毁质，纵诞任率，究其实尽皆“内明外秽”、出污呢而不染的耿介之士。由此当可知道张居正何以会以嘉靖后期产生出归隐求适的念头。至于上引文中以“幽兰”、“和璞”自喻其孤高自珍的心态，则既体现了心学高视自我的“狂者胸次”，又透露出居正本人待时而动的人生自信。因此，嘉靖末年的张居正绝不是一位心灰意冷的隐士，而是尚未遇时的潜龙、匣中待试的宝剑，据行状载：“太师体故孱弱，又倦游，三十三年甲寅遂上疏请告，艰苦得请归，则卜筑小湖山中，家僮锸土编第，筑一室三五椽，种竹半亩、养一癯鹤，终日闭关不启，人无所得望见，唯令童子数人事洒扫煮茶洗药。有时读书，或栖神胎息，内视反观，久之，即神气日益壮，遂下帷益博极载籍，贯穿百氏，究心当世之务。”［32］从其当是生活内容看，与其说是厌倦仕途，倒不如说是为今后的进取积蓄能量，并期待着大用于世时机的到来。他曾对耿定向说：值此“贪风不止，民怨日深”之时，“非得磊落奇伟之士，大破常格，扫除廓清，不足以弥天下之患。顾世虽有此，人未必知，即知之未必用，此可为慨叹也。中怀郁郁，无所发舒，聊为知己一叹，不足为他人道也。”［3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