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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杜佑《通典》卷十五《选举三》中记载，进入科举时代后，殿试最早出现于唐代武则天载初元年(689年)。也有人指出远在实行科举之前的公元前165年，就曾发生过殿试的情况。 有名的武状元能找到的： 郭子仪:历代状元中,唯一由武状元而位至宰相者,是唐代开元初年武举高等(状元) 郭子仪。他一生历仕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朝,曾两度担任宰相。同时,他也是历代武状元中军功最为显著者。 马全:历代武状元中,唯一参加过两科考试,先中探花后又考中状元的, 是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 年) 庚辰武科状元马全。马全初名为马王泉,于乾隆十七年(1752 年) 曾参加一次武科进士考试,并在殿试中得中一甲三名(探花) 。后因在任职期间与同僚发生矛盾, 被削夺官职。为洗刷耻辱,他更名为全,决意再次夺取功名,终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 在武科进士殿试中得中状元。 许泰:中国历史上唯一被封爵、被皇帝收为义子、被赐国姓（朱）的武状元―明弘治十七年（1504）武状元许泰。 张三甲:中国科举史上最后一位武状元―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武状元张三甲。 朱虎臣:中国科举史上年龄最小的武状元―宋绍兴年间的朱虎臣，皇帝赐他武状元时，年仅九岁。 李遵顼:中国历史上唯一由状元而当皇帝者―西夏元庆十年（1203）状元李遵顼。 郑冠:中国历史唯一先考取文状元又武举高第的人―唐朝长庆三年（823）文科状元、大和二年（828）“军谋宏远，堪任将帅”科登第者郑冠。 众所周知，武状元是中国古代武科举中的佼佼者。在我国古代，称考取武进士为“跳龙门”。李白曾说过：“一登龙门则声誉十倍。”而通过殿试作为全国第一的武状元则被世人叫作“独占鳌头”，应该说，是武闱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 武状元是武科举最高一级考试即殿试后皇帝对贡士中选定的一甲第一名赐予的称谓。科举考试以名列第一者为元，乡试第一称解元，会试第一称会元，殿试第一称状元。唐朝时，举人赴京应兵部试者皆须投状，因称居首者为状头，故有状元之称。唐朝称第一名为状头。有的说是因为赶考举子需呈投名状，首者为头，也有的说张揭榜时，金榜之上位居头名，故称状头。到宋朝定制后，将头改为元。清代学者赵翼《陔余丛考》卷二十八“状元、榜眼、探花”条的解释是：“自武后初试贡士于殿前，别其等第，门下例有奏状，其居首者因曰状头，亦曰状元。”由是状元一词沿用至今。 据杜佑《通典》卷十五《选举三》中记载，进入科举时代后，殿试最早出现于唐代武则天载初元年(689年)。也有人指出远在实行科举之前的公元前165年，就曾发生过殿试的情况。在汉文帝十五年(公元前165年)策试中，晁错名列前茅。据《汉书·晁错传》中记载：“对策者百余人，惟错为高第，由是迁中大夫。”然而，这些殿试仅仅在偶然的情况下举行，并没有形成确定的制度。殿试形成制度化是从北宋开宝六年(973年)开始的，以后一直到清末，持续到科举制度的最后终结。武状元始终是科举考试中最辉煌、最荣耀的一级考试中的幸运儿。以武艺求功名的人经过层层筛选，在皇帝亲自认定之后才得中武状元，真可谓是万里挑一。要想通过科举考试夺得武状元是非常难的。据统计，平均每不到5年，中国才出一位武状元。这个概率是很低的。 苏子瞻论历代取士时说：“三代以上出于学，战国至秦出于客，汉以后出于郡县吏，魏晋以来出于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于科举。”唐朝科举制度距今较为久远。科举取士自那时起已经成为封建社会选官授职的主体。武状元是科举制下选拔出来的武艺上的精英，是历朝历代统治阶级意图笼络的人才。从某种角度上说，即使将这些人才豢养起来，总比留在世上谋反生事强。封建统治者对炫耀武状元是极其重视的。武状元桂冠的荣耀、身份的高贵与地位的显赫令人叹为观止，这是极具诱惑力的最高恩赏形象。从历朝的抡才大典、金殿传胪不难看出，“公卿以下，无不耸观，虽至尊亦注视焉”。因为，凡取得武状元者立即成为朝廷武官。特别是清代，凡取得状元者马上由平头百姓“释褐”，成为正三晶将领，不是授予参将，就是紫禁城中的头等侍卫，成为高级武官。 武状元是在大量的武举子里经过万里挑一选拔出来的。那么应试武的举子都是什么人呢?武科举对于应试者也是有限制的，要查明身世、家庭等，如果是从事被人们所不齿的行业，或出身于囚犯、罪人等，都不允许应试。朝廷兴武举主要是面向官员的子弟。唐朝主持的武考，考生须是交纳贡税达13年的六品以下文武官员年满18岁的子弟及三品以下、五品以上勋官的子弟。宋太祖、明太祖都把武举考试作为给武将子弟授官的机会。明太祖洪武二十年(1387年)“从礼部请立武学，用武举，其武臣子弟令于各直省应试”。由此可知，皇帝的意图是为给予将门之后除承袭之外又一条在朝为官的出路。 而今，在分析武科考应试人士时，说法大相径庭。一种说法是，只有豪门富足的人家才有可能应试武举。理由是练武功是要吃饱喝好的，空着肚子如何练功，百姓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哪里来的力气再练武艺呢，因此提出了“富武穷文”。另一种说法恰恰相反，认为练武的都是穷苦人家的。要念书就得要请先生，有钱人家请得起家塾教书，买得起书籍。穷苦百姓连书都“有办不至”，只有凭一把子力气，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凭强壮的身体谋得一官半职。两种说法看起来各有各的道理。但按此来分别，都有难以解释的部分。如果说只有家境富足才能练功，又怎么解释撂地摊、摆武场的艺人呢?如果说练武的都是贫苦百姓，又与史书记载的武状元中将门虎子之说截然相反。 除以上说法之外，还有一种说法。当时，人们常常把应武试者分为3种情况：一种是学业无成，再谋官职无望的纨绔子弟，一种是知识贫乏、四肢强劲的好斗之人，只有最后一种才是武艺过人，立志报效国家、光耀门楣的武士。要了解应试者的状况，也要明白从事武备的官员在封建时代的地位变更。一方面，在封建统治王朝未成立之前的征战时期，将帅士兵是很得宠信的，正可谓大丈夫建功立业之时。一旦夺得天下，他们马上变成了被怀疑的对象，因此就有了“蜚(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或者是“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说法。在战争结束后，皇帝夺了武将们的兵权，把他们养了起来，如果偶有嫌隙，曾威风凛凛的武将就有成为阶下囚的可能，乃至掉头的危险。可见，武将的地位不为人看重，已经形成了一种强大的潜在社会影响。另一方面，这些武举人、武进士们在非战争时期，待补缺的人多而官位少，有的甚至终老不得补。在清朝晚期，江西巡抚，两江总督沈葆桢在上奏废黜武举时指出一些武举人渐成为社会上的流闲阶层。“归标效力者尚能束手自爱，勉就范围而无事，家居者往往恃顶戴为护符，以武断乡曲，盖名虽为士，实则游民……”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张之洞、刘坤一在《变通政治人才为先折》中在“停罢武科”议中更为直接地指出：“凡武生武举武进士之流，不过恃符豪霸，健讼佐斗，抗官扰民。既于国家无益，实于治理有害，此海内人人能言之。”由此可见，一方面反映出武科已无不废之理，清末停废武科，实乃“穷则变通”之举，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应武试者的不同的情况有着一定的历史因素。 在封建社会，无论怎么说，相对文治而言，社会上已形成对武备轻视甚至可以说鄙视氛围。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在人们的头脑中已经形成了“以农为本”、“民以食为天”的重农轻商的观念。比起“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可怜的轻商观念来讲，对“兵”的鄙视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人们俗话说“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是个集中的概括。重文轻武的想法使许多人在谋取仕进时，常常在“从文”不成之后，才把“事武”当作另一出路。在陈耀清的《中国宜重武功论》中记载：“中国自古以来重道而轻艺，重文而轻武，以其重道而轻艺也……且夫同一状元也，文则名震四海，荣耀一时，朝野皆企其才华，妇女皆仰其丰采。若武(状)元则以纠纠目之者有之矣。同一大员也，文则功不必著乎旅常，威不必行于薄海，亲友皆赞其学，里党均引为荣。若武职则以卑卑视之者有之矣。”而正因为封建社会重文轻武，唐以后尤甚，如果武将没有盖世之功，如郭子仪“再造唐室”之功等，则不能为整个社会所瞩目。反映到史书上，就是他们的事迹除出类拔萃者外，很少能纳入史册中。又由于他们的职责就是打仗，大多数不能远离生死之地的边疆战场，即使父母年迈、病患、乃至死亡，武将大多是不能回乡侍候、服丧的。再加上众多战死疆场，很少能衣锦还乡，因此，在地方史志上也难得为他们树碑立传。不过，由于他们马革裹尸，战死沙场，武将往往都会受到家乡人们的尊敬与崇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