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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简述：【内容提要】哲学是民族化、个性化的，只有民族的语言，才能建构与这种民族的语言形式相适应的哲学形态。和合语言哲学力图在语言结构与民族文化、民族精神融突 【内容提要】哲学是民族化、个性化的，只有民族的语言，才能建构与这种民族的语言形式相适应的哲学形态。和合语言哲学力图在语言结构与民族文化、民族精神融突而和合的基点上运用并整合言、象、意范畴。语言符号与形象是言与象的关系，言、象与意义、意境是言与意、象与意的关系。言尽象与不尽象、言尽意与不尽意的争论，以及由“得象忘言”、“得意忘象”而推致“得意忘言”，历来见仁见智。在和合语言哲学语境中，尽与不尽、得与忘之间，若就一体圆融的不同层面而言，如形象世界与意境世界、在场世界与不在场世界等，都是融突而和合的，不能“执著”一面而否定另一面的合理性。 【关键词】语言/形象/意境/和合/和合语言哲学 一 语言形式与哲学形态之间是一种互动互济、相辅相成的关系。换句话说，语言形式怎样，哲学形态也就怎样。不同民族的文化，因其语言表达方式各不相同，就可能产生不同的哲学形态。从这个意义上说，语言拥有哲学，拥有世界。 语言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如口头语言、书面语言、自然语言以及人工语言（数理语言、统计语言、代数语言、计算机语言、网络语言等）等，但全球绝大多数人用来交换思想和信息的是日常语言，人们用日常语言进行交往活动，哲学家也用日常语言来表达哲学思想。这样就产生了一套日常语言，既要表达日常生活中具体有限的东西，又要表达哲学中抽象无限的东西。前者所表达的是经验的，后者所表达的是超验的，这样就不可避免地要产生反差：就西方传统哲学而言，哲学家所讲的世界与日常生活中的世界是颠倒的。在日常生活中的人看来，他们生存于其中的世界是实在的、真实的世界；而在哲学家看来，这是一个并非真实的现象世界，真实世界是这个呈现的、在场现象世界背后的那个隐蔽的、不在场的本质世界。也就是说，哲学家所使用的日常语言并不是在日常语言意义下使用的。由于这种“悖论”，造成了哲学语言的困境，要摆脱这一困境，就要让公众走向哲学和让哲学走向公众，使两者一体相通。 哲学语言的形式始终在演变之中，但语言哲学所面临的言、象、意问题，却是可以不断发掘、转生的宝库。哲学是民族化的、个性化的。只有民族的语言形式，才能建构与这种民族的语言形式相适应的哲学形态。笔者之所以采纳言、象、意作为和合语言哲学的基础范畴，是因为和合语言哲学作为民族的语言哲学，与民族的精神具有共源性。这种发生学意义上的共源性，使得“智能的形式和语言的形式必须相互适合。语言仿佛是民族精神的外在表现，民族的语言即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民族的语言，二者的同一程度超过了人们的任何想像”[1][P50]。当然，民族的语言与民族的精神是有差分的。民族的精神与语言，犹如心与身的关系，身有心才有生命，否则生命就终止了；语言有了精神，才获得了生命，两者不离不杂。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所有可以说明民族精神和民族特性的现象中，只有语言才适合于表述民族精神和民族特性最隐蔽的秘密”[1][P201]。语言不仅使人的思维逐渐上升到智力高度，而且运用智力体认、把握世界。 从语言与民族的互动关系来说，语言的存在是民族存在的标志。换言之，民族的存在就是一种语言存在。语言的特性是民族精神特性对语言不断施予影响的自然结果。人们可以从每一种语言推知与它相关的民族性，从语言的外在结构（如语法和词汇结构）可透视其内在特性。隐藏在语言内在深处的是民族的精神特性，它不仅决定着语言的外在结构，而且是语言的生命之所在。由民族的精神特性所决定的语言结构，其本身就意蕴着民族精神的品格。它会使一个民族的社会历史、生活方式、风俗习惯、文学艺术、工艺建筑在语义上呈现出来，而且会在这个民族的各成员身上唤醒一种一致的精神力量，从而可以在语言结构与民族精神、思维方式之间达到一种通约。和合语言哲学力图在语言结构与民族文化、民族精神融突而和合的基点上运用并整合言、象、意范畴。 二 语言（包括自然语言和人工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符号，就无所谓语言。语言作为思维的直接现实离不开符号。语言符号是指称存相的，存相作为被指称者，应与语言符号所标志的指称相符合，在事实上却存在差异，这便是“应然”与“实然”的关系。语言符号本身可说是被指称的存相的标志，被指称、被标志的存相，在语言符号之中是一种抽象，而非感性实在，是一种不能吃的桃和不会走的牛。换言之，指称、标志的语言符号与被指称、标志的存相之间，即言与象之间，并不存在由它们本质、本性所决定的必然的内在联系。语言符号没有它所指称和标志的存相的特性，存相亦不一定选择它自身所具有的特性的指称、标志，来指称、标志自己。这里没有先验的意志来决定应该如何指称与被指称及指称什么与标志什么。在初始时不一定是必然的，而可能是偶然的现象，是某种外在的因缘将其联系起来。尽管有从象形、指事等方面选择指称和标志被指称、被标志者的情形，然而语言符号与其所指称、标志的存相之间的关系，是在“约定俗成”中形成和确定的。所谓“约定俗成”，是指在社会交往网络中被普遍认同、理解和使用的具有稳定性的一种指称。这种指称、标志一旦互相约定并习俗相沿，指称、标志与其所指称、标志的存相就被固定化了。 由这种确定的关系，人们便产生了一种错觉，以为语言符号就是其所指称、标志的存相本身，而把两者等同起来，甚至有一种语言符号崇拜的观念。在西非沿岸，存在着对人与其名字之间的实在的和肉体上的联系的信仰，认为用人的名字可以达到伤害这个人的目的。涉及谁的名字，就意蕴着涉及他本人或者涉及这个名字的存在者。这样将语言符号与客体实在，指称者与被指称者的简单等同，致使语言符号获得了特殊的魔力。 中国也存在这种崇拜语言符号的风俗，古代巫术就把所要谋害对象的姓名、年庚（指人诞生的年、月、日、时）记载下来，以便使邪术伤害人。《红楼梦》曾记载：马道婆接受了赵姨娘的贿赂，要害贾宝玉和王熙凤，便拿剪子铰了两个纸人，问了他俩人的年庚，把名字、年庚写在纸人上，又找了一张蓝纸，铰了五个青面鬼，叫他并在一起，拿针钉了。她对赵姨娘说：“回去我再作法，自有效验的。”过了几天，宝玉觉得头疼，大叫一声，将身一跳，离地有三四尺高，口内乱嚷，尽是胡说。宝玉便一发拿刀弄杖，寻死觅活的。正没个主意，只见凤姐手持一把明晃晃的刀，砍进园来，见鸡杀鸡，见狗杀狗，见了人，瞪着眼要杀人。众人一发慌了……[2]在这里，马道婆把符号（名字、年庚）与客体存相（要谋害的对象宝玉、凤姐）当做同一东西，就似乎达到了实际谋害人的目的。这种语言符号崇拜的观念、习俗至今仍然存在，比如在有些地方生下小孩，特别是男孩，只能叫乳名（如阿猫、阿狗等），不能叫真名。如果泄漏了真名，被路过的妖怪、魔鬼听见了，就会来勾魂。另外，也“害怕把自己的真名泄露给敌人，惟恐敌人借以施展邪术”[3]。在这点上中西有其共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