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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宗隆兴元年（公元1163年），宰相汤思退奏请议和，割商、秦二州，“世为叔侄之国”，“易岁贡为岁币”。[3]3693孝宗淳熙十六年（公元1189年），光宗赵惇即位，诏象山先生知荆门军。此时，陕西、河南以及安徽、江苏的淮河以北地区，为金朝地域，湖北襄阳即是南宋抗金前线，荆门乃次边之地。 象山先生知政荆门，一不是为了做官，二不是为了发财。荆门是南宋的次边之地，金人南侵，首当其冲，知政荆门，如果发生战事，不仅官当不成、财发不了，身家性命都难保。当时，光宗赵惇诏象山先生知荆门军的消息传开以后，有人劝先生知政荆门“为委曲行道之计”，意即曲线实行自己的意愿，像现在有些人对待“干部下放”一样，到艰苦地方镀金，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先生对所谓“为委曲行道之计”，严正地回答：“《仲虺》言汤之德曰：‘以义制事，以礼制心。’古人通体纯是道义，后世贤者处心处事，亦非尽无礼义，特其心先主乎利害，而以礼义行之耳。……古人理会利害，便是礼义，后世理会礼义，却只是利害。”[2]328商汤，是古之贤君，“以义制事，以礼制心”是《书·仲虺之诰》对商汤人格的概括，（宋）蔡沈注曰：“义者，心之裁制，；礼者，理之节文。以义制事，则事得其宜；以礼制心，则心得其正。”“古人理会利害，便是礼义”，古人（贤圣君子）遇事考虑的是如何使“事得其宜”、“心得其正”；“后世理会礼义，却只是利害”，后世（贤圣君子）遇事首先考虑“利害”，然后才是如何使“事得其宜”、“心得其正”。 象山先生对奉诏知荆门军的态度十分严肃，“有县丞问先生赴任尚何时，先生曰：‘此来为得疾速之任之命，方欲单骑即行。’县丞因言及虏人有南牧之意，先生遽曰：‘如此则荆门乃次边之地，某当挈家以行，未免少迟。若以单骑，却似某有所畏避也。’”[1]422象山先生在《与罗春伯》中说：“某夏中拜之任之命，适感寒伏枕，几至于殆。月馀少甦，又苦肠痔。七月四日始得离家，九月三日抵二泉（荆门）。”肠痔，有屙血症状，因曰“血疾”[1]512。先生知政荆门一年零三个月后，血疾大作，卒于荆门知军任内。先生不顾个人安危，为义为公，无私无畏，带病赴任。象山先生奉诏知荆门军这一行为本身，就是他崇高人格风范的体现。 象山先生知荆门军，政绩卓著，筑城备战、巩固次边，建立保伍、除暴安良，整顿税收、发展经济，移风易俗、正乎人心，为荆门后世清官树立了光辉典范，在荆门老百姓心中留下了深刻应印象。荆门父老祭文曰：“古之君子，所居民爱，所去民思，而况贤刺史之亡，其遗爱在人，真有不可解于心者。我民将子子孙孙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以至于无穷也。”[1]513 参考文献 [1]陆九渊.陆九渊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0.1. [2]涂宗流.陆子心语[M].香港:国际炎黄文化出版社2002.4. [3]毕沅.续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7.8.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