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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忧国忧民，针砭时弊 南宋偏安小朝庭，是中国历史上最腐败的朝庭之一。对南侵的金人，小朝庭除了屈辱求和、割让土地以外，别无能耐。在南宋偏安小朝庭的统治下，“郡县能以民为心者绝少，民之穷困日甚一日。抚字之道弃而不讲，掊敛日以益滋。”[2]303当时的郡守和县令，能想老百姓之所想、急老百姓之所急的，非常少；老百姓生活没有出路、困苦不堪，一天比一天严峻。南宋初年，地方官吏“虽诚心未格于丰穰，然拙政每存抚字。”（陆游《戊申严州劝农文》）虽然没有把精力放在发展生产上，然而施政却每每存有对老百姓的安抚和体恤。南宋孝宗以后，“抚字之道弃而不讲”，大肆搜刮民财，老百姓“十室九空”，“掊敛日以益滋”。面对如此腐败的“郡守”和“县令”，象山先生目不忍睹，大声疾呼：“甚哉，其不仁也。民为邦本，诚有忧国之心，肯日蹙其本而不之恤哉？财赋之匮，当求根本。不能检尼吏奸，犹可恕也，事掊敛以病民，是奚可哉？”[2]303-304 南宋孝宗淳熙元年（公元1174年），象山先生赴部调官，授迪功郎、隆兴府靖安县主薄，上书（陆九渊集卷五：与辛幼安）知隆兴府兼江西安抚使辛弃疾，以“言宽仁”。辛弃疾，字幼安，号稼轩，是南宋有志之士的杰出代表，曾作《美芹十论》上于孝宗，主张充实国力，积极备战，实现国家统一。象山先生在《与辛幼安》缘起中说：“窃见近时有议论（言宽仁）之蔽，本出于小人之党，欲为容奸廋慝（隐藏邪恶）之地，而饰其辞说，托以美名，附以古训，要以利害，虽资质之美、心术之正者，苟思之不深、讲之不详，亦往往为其所惑。此在高明，必已洞照本末，而某私忧过计，未能去怀，敢悉布之，且以求教。”[2]315象山先生对“出于小人之党”的“饰其辞说，托以美名，附以古训”的所谓“宽仁”之说，“私忧过计，未能去怀”，希望知隆兴府兼江西安抚使的辛弃疾能“究宽仁之实”，“使圣天子爱养之方，勤恤之意，无远不暨，无幽不达”[1]73。 “出于小人之党”的所谓“宽仁”之说与古圣贤所言宽仁是有本质区别的。“宽也者，君子之德也。”“遏恶扬善，举直错枉，乃宽德之行也。”“君子固欲人之善，而天下不能无不善者以害吾之善；固欲人之仁，而天下不能无不仁者以害吾之仁。有不善、不仁为吾之害，而不有以禁之、治之、去之，则善者不可以伸，仁者不可以遂。是其去不仁乃所以为仁，去不善乃所以为善。”“出于小人之党”的所谓“宽仁”之说，“盖不究夫宽仁之实，而徒欲为容奸廋慝之地，殆所谓以不禁奸邪为宽大，纵释有罪为不苛者也。”象山先生指出：“若其贪黩奸宄出于其心，而至于伤民蠹国，则何以宥为？于其所不可失而失之，于其所不可宥而宥之，则为伤善，为长恶，为悖理，为不顺天，殆非先王之政也。” [1]71 南宋小朝庭的腐败，主要是吏治的腐败。象山先生认为“自古张官置吏，所以为民。为之囹圄，为之械繫，为之鞭箠，使长吏操之以禁民为非，去其不善不仁者，而成其善政仁化，惩其邪恶，除乱禁暴，使上之德意，布宜于下而无所壅底。”然而南宋小朝庭统治下的“县邑之间，贪饕矫虔之吏，方且用吾君禁非惩恶之具，以逞私济欲，置民于囹圄、械繫、鞭箠之间，残其支体，竭其膏血，头会箕敛，槌骨沥髓，与奸胥猾徒厭饫咆哮于其上。巧为文书、转移出没以欺上府；操其奇赢，与上府之左右缔交合党，以蔽上府耳目。……上之人，或浸淫闻其髣髴，欲加究治，则又有庸鄙浅陋、明不烛理、志不守正之人为之缓颊，敷陈仁爱、宽厚、有体之说，以杜吾穷治之意；游扬其文具、伪貌、诞谩之事，以掩其罪恶之迹；遂使明天子勤恤之意、牧伯班宣之诚壅底而不达。”[1]71-72“县邑之间”如此腐败，“岂不痛哉！” 南宋小朝庭吏治的腐败，除了朝庭“小人之党”把持朝政，“异端邪说充塞天下”[2]256以外，主要原因有二：1、“官”、“吏”相互勾结；2、“猾吏”、“豪家”相为表里。 南宋小朝庭的各州县，有“官”、有“吏”。“官”称“官人”；“吏”称“吏人”，又称“公人”。“官人者异乡之人，吏人者本乡之人。官人年满者三考，成资者两考，吏人则长子孙于其间。”[2]311象山先生认为“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张官置吏，所以为民也。”“县家而害民，州家得以治之，州家而害民，使家得以治之。”然而南宋小朝庭治下的“州家、使家，壅之以胥吏，塞之以僚属”，虽有被害者上访，却被“以告讦把持之名而抑绝之”。“胥吏之妙用，专在抑绝赴愬者之路，惩一二以威众，使之吞声敛衽，重足胁息”。“官”、“吏”相互勾结，“吏人”们“得以肆行而无忌”[1]68-69。 南宋小朝庭的各州县中，长吏统领若干吏胥，吏胥管理簿书，掌握实权。“簿书不理，吏胥因为紊乱，为长吏者难于稽考，吏胥与奸民为市，使长吏无所窥寻其踪迹”[1]116。吏胥为害，州县政事败坏，“积弊宿蠹殆难驱除”[2]304。敢于制造紊乱、为非作祟的吏胥，都是一些奸猾的“吏人”，称之为“猾吏”；与吏胥一起“为市”的“奸民”都来自有钱有势的人家，又称之为“豪家”。“猾吏豪家相为表里，根盘节错，为民蟊贼。”[2]304“吏胥之害”，当时士大夫“人人皆知其然，但所以除害之方，终未容尽试耳。”[2]304 象山先生在《与辛幼安》中，痛斥“官”、“吏”相互勾结、祸国殃民，揭露“贪吏害民”的卑鄙伎俩。“今之贪吏，每以应办财赋为辞。”“虽在利源优处，亦启无厌之心，搜罗既悉，而旁缘无艺，张其名以巧取，持空言以横索，无所不至。”“贪吏之所取，共公上者无几，而入私囊者或相十百，或相千万矣。”“通数十年之间，取其廉而能者与其贪之尤者而较之，其为应办则同，而其赋取诛求于民者或相千万而不啻。”[2]314象山先生指出，南宋小朝庭的“出于小人之党”的所谓“宽仁”之说，并无“圣天子爱养之方，勤恤之意”，“乃欲使监司郡守不敢按吏”，此乃象山先生“忧之而不能去怀者也”。 三、无私无畏，知政荆门 象山先生生活在南宋偏安的江南的时代。当时，中国北方有女真族建立的金朝、党项族建立的西夏政权。北宋钦宗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三月，金朝皇帝废黜北宋徽、钦二帝，北宋王朝灭亡。同年五月，钦宗的弟弟康王赵构即位于南京，是为宋高宗，改元建炎，建都杭州，改称临安，史称南宋。南宋偏安的历史，是与金朝对峙、屈辱求和的历史，也是南宋政权内部主战、主和势力相消长的历史。金朝贵族虽占领了北中国大片土地，但一直意欲南侵灭宋。宋高宗时代金朝曾两次南下攻宋。宋高宗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五月，“金主诏元帅府复取河南、陕西地”[3]3421，大举攻宋。南宋民族英雄岳飞亲率大军在河南偃城迎击金军主力，岳飞在军中奏报高宗：“金人锐气已沮，将弃辎重渡河，豪杰向风，士卒用命，时不再来，机难轻失。”但只图偏安高宗赵构，准秦桧“令班师”的奏请，“一日奉十二金字牌”[3]3461催促岳飞撤兵。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民族英雄岳飞被赐死，南宋向金称臣纳贡，淮河以北、河南、陕西大片土地划归金朝。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金主又分兵四路攻宋。绍兴三十二年（公元1162年）六月，高宗赵构退位，孝宗赵昚即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