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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您说科举考试科目从隋唐偏重文学到后来逐渐改变，到了乾隆中叶后又开始恢复诗赋。这一系列变化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艾尔曼：这个很难说，一方面，满洲人对诗赋感兴趣；另一方面，从技术的角度看，八股文和律诗写的字不多，这样考官容易批阅。还有一点是对宋明理学的批判，清人认为宋朝以前的隋唐诗赋没有受到佛教的影响，提出要恢复以前的文字，即诗赋。 科举并非唯一的入仕途径 记者：在清朝，科举制度的重要性有多大，它是否是士人做官的唯一途径？ 艾尔曼：不是这样的。清朝重兴科举制度，是基于对元明两朝历史经验的总结。元朝统治者一开始不愿意恢复科举，一直到1313年后才慢慢恢复，但规模很小。他们认为汉人不可靠，汉人可以在地方做官，但是不需要一个全国性的选拔制度。我们看一下数据就很清楚，元末之前100多年的时间里，进士人数一共才1100名左右，而宋朝一共有39000名左右，后来明朝与清朝也各有约25000名进士。到了明朝，汉人又恢复了科举，认为在全国范围内挑选人才做官的制度很重要。 清朝吸取了元朝和明朝的历史经验。满洲人认为元朝之所以没有成功、统治时间比较短，主要是由于没有和汉人合作，汉人没有很好地参与到国家事务中来。1645年满洲人入主中原后，立即继承了明朝的科举考试制度，他们支持与汉族合作这种观点。但同时，他们还有翻译考试，既有满文翻译成汉文的，也有汉文翻译成满文的，虽然规模不大。 但是，清朝最上层的官员不是通过科举入仕的，他们是通过宗族或者军功这些渠道。满洲人自己不一定通过科举途径做官，但是对这一制度本身，他们是非常支持的，他们赞同汉人一起参与统治。 当代的考试制度是一种新的选举方式 记者：结合您对中国科举考试制度的研究，您对当前的公务员考试有何看法？ 艾尔曼：很多人都认为考试是一种好办法，这是一种新的选举方式。我个人不太喜欢考试，我自己上的课也不实行考试，而是让学生写文章。我觉得考试是一种制度、一种技术。为什么需要考试？因为参加的人太多，必须要有一种选拔机制，至于选拔的结果是否正确，这是另外的问题。在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中，选出来的人也不一定是最好的，甚至可能是没有用的，而真正好的人却没有被选上。所以批判的态度很重要。 中国科举考试的历史很长，里面的经验也很丰富，可以给我们很好的教训。美国有人觉得大学入学考试不好，认为写一篇文章即可，那么这种文章是八股文吗？如果一个人考上了，其他人是不是要模仿他的文章？是不是大家都要写一样的？这样是不是成了新的八股文？所有这些都不是新问题。还有，考官作出评判也不容易，有10个学生可以用考试来判断，那1000个、10000个学生呢？ 科举在技术上非常值得称道，虽然它不一定完善，但是在选拔人才的时候需要这个制度。而在教课的时候我认为不需要考试，因为这不是培养人才的最好方式，考试是把人才都当做对手，结果考得好的人不一定是聪明的人，只是他们更了解考试。比如有些中国人考GRE考得比我好，但是他们到了美国，在实际学习过程中却不行。这就是考试制度的问题，中国人在历史上就已经发现了这些问题。再比如，美国发现很多出身贫穷的孩子学习不好，究其原因，有家庭经济状况、文化差异和社会平等等因素。这一点，中国人在明朝初期就已经发现了，他们发现北方人考试成绩没有南方人好，于是就采取了配额的办法，40%的名额给北方人，60%的给南方人。在这些方面，中国人的经验是非常丰富的。考试是一个国际性的问题，现在的考试是当代的选举制度，但同时也有局限性。 考据学是中国近代科学发展的引擎 考据学是中国近代科学发展的原动力 记者：考据学在中国科学发展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由此给中国近代科学带来了哪些变化，这些变化的深层原因是什么？ 艾尔曼：考据学是一种很有意思的现象，它要求利用文献分析问题。在经典研究的问题上，考据学对证据的要求很严。考据学也重视天文学、算学等，将之列入研究范围之内，认为这可以辅助经学研究，这一点与程朱观念有所不同。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给中国带来了西方天文学，也丰富了考据学的素材。 考据学对很多领域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例如，当李时珍发现很多关于中药材的资料十分混乱甚至有很多是错误的，于是就重新整理出版了《本草纲目》。很多人与李时珍的想法相似，面对中医的很多资料如《黄帝内经》、《伤寒论》等，都发现它们存在一些版本、来历上的问题，如发现《黄帝内经》是汉朝写的医书，并不是出自黄帝之手。我认为，18世纪佛教、道教提倡整理自己的宗教经典，也是受了考据学的影响。迄今为止，还没有人很好地了解考据学与佛学、道学之间的关系，我想他们之间是相关的，因为这是那个时代的潮流，不仅是儒学自身的一种现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