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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科举考试，属于“通才教育”的范畴，只知时文帖括，不晓经史子集为何物者，未必可以“春风得意马蹄疾”。然而愈难入彀，读书人就愈苦苦研习八股，知识面就愈狭小，形成恶性循环。这对处于龙门以外的广大读书人来说，的确是一场真正的悲剧。而对于那些能够考中进士，“一日看尽长安花”的成功者而言，却未必是只钻研八股文的结果。这些人大部分并非“不知有汉，遑论魏晋”的陋儒。《儒林外史》中不知苏轼为何许人的范进，能中举，能中进士，相当程度上属于吴敬梓讽刺艺术的成功运用，我们不能就此认为明清的举人、进士大多数是不值一提的庸才。清王士禛曾记有下面一则趣闻： 莱阳宋荔裳(琬)按察言幼时读书家塾，其邑一前辈老甲科过之，问：“孺子所读何书？”对曰：“《史记》。”又问：“何人所作？”曰：“司马迁。”又问：“渠是某科进士？”曰：“汉太史令，非进士也。”遽取而观之，读未一二行，辄抵于案，曰：“亦不见佳，何用读为？”荔裳时方髫髯，知匿笑之，而此老夷然不屑。[20] 梁绍壬也曾于笔记中转录此则，题曰“进士不读《史记》”，并加评述云：“夫方伯(指宋琬——笔者)非妄语者也，尚书(指王士禛——笔者)非妄记者也，世果有如是之甲榜耶？异矣！”[21]以此而论，明清时代只知时文八股而能进士中式者，虽有，亦属偶然，毕竟是少数。然而被排斥于龙门以外的广大读书人，到底有多少终生只习八股而不识其他者，今天已难以进行定量的分析，但将封建社会的多数读书人的愚昧记于八股文的账上，大约是不会错的。八股文所败坏的人材，并非是已经跨跃过龙门的文人，而是作为科举基础的广大读书人，因为这些人皓首穷经，一辈子钻研八股而不辍，将该做的事情全耽误了。顾炎武说：“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材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馀人也。”[3](P591)如此立论，显然是就徘徊于龙门以外的读书人而言的。 在明清两代，若只中得举人，或以贡生等身份求官，虽也算正途出身，但其间坎坷之状，也一言难尽。《清史稿·选举五》有云：“乾隆间，举人知县铨补，有迟至三十年者，廷臣屡言举班壅滞，然每科中额千二百馀人，综十年计之，且五千馀人，铨官不过十之一。”[5](P3212)以清代而论，其首辅大僚，多出于翰林，而若跻身翰林，朝考、大考是免不了的，这些考试也都离不开八股文。倘若外放学道或为乡试同考官，出去衡文也须懂得八股文章起承转合的奥妙。说八股文是清代文人入仕的敲门砖，仅是大略言之，在封建官场中也还须时时捡起的。至于终身不得一第的大多数文人，这块砖就须臾难以离手了。康熙六年(1667)丁未科会试，因这一年取消了八股文的考试，于是就有了此前一年，某人梦见与逸民周仁用天平兑卷之轻重，以预定来年春闱录取名额的怪闻②。这无疑是一则文人的寓言，其底蕴则是文人于八股文被停试后的某种茫然心态的流露。 三 八股文虽不是文学，但明清一些文人大都认为二者有极为密切的关系。王士禛笔记一则有云： 予尝见一布衣有诗名者，其诗多有格格不达，以问汪钝翁编修，云：“此君坐未尝解为时文故耳。”时文虽无与诗古文，然不解八股，即理路终不分明。近见王恽《玉堂嘉话》一条：“鹿庵先生曰：作文字当从科举中来。不然，而汗漫披猖，是出入不由户也。”亦与此意同。[22] 无独有偶，《儒林外史》第十一回，热衷于科举功名的鲁编修曾对其女儿说：“八股文章若做得好，随你做甚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看人文字，要当如此，岂可忽略！”[17](P139)看来以八股文作为衡量文字水平的标志，在明清两代大有市场。 清中叶的性灵派诗人袁枚对于八股时文不无微词，但他却承认时文与诗有着暗中相通的奥妙。《随园诗话》卷六有云：“时文之学，有害于诗，而暗中消息，又有一贯之理。余案头置某公诗一册，其人负重名。郭运青侍讲来，读之，引手横截于五七字之间，曰：‘诗虽工，气脉不贯。其人殆不能时文者耶？’余曰：‘是也。’”[15](P197)桐城派是清代具有“一代正宗”地位的散文流派，倡导以古文为时文，以时文为古文，创自戴名世，成于方苞。《清史稿·选举三》：“桐城方苞以古文为时文，允称极则。”[5](P3153)桐城派推崇明代归有光的散文，除两者皆以程朱理学为依归的文化品格外，将时文的写作技法运用于古文，也是他们的共同追求。袁枚曾评价归有光的散文成就说：“然古文虽工，终不脱时文气息；而且终身不能为诗；亦累于俗学之一证。”[15](P224) 在明清人心目中，八股文甚至与戏曲都有一定的关联。此论发轫于明代的徐渭，他在《南词叙录》中评价邵灿说忠教孝的《香囊记》传奇说：“以时文为南曲，元末、国初未有也，其弊起于《香囊记》。《香囊》乃宜兴老生员邵文明所作，习《诗经》，专学杜诗，遂以二书语句匀入曲中，宾白亦是文语，又好用故事作对子，最为害事。”[23]这是从语言特色评价时文与戏曲的关系。袁枚则从“代言”的角度阐述两者的关系：“从古文章皆自言所得，未有为优孟衣冠，代人作语者。惟时文与戏曲则皆以描摹口吻为工。”[24]清初来集之讨论杂剧体制也说：“其法一事分为四出，每出则一人畅陈其词旨，若今制业之‘某人意谓’云者。”[25]清中叶的焦循曾将时文与元曲作过系统的比较，张祥河甚至自称他的时文完全得力于王实甫的《西厢记》。考试的功令文字竟与诗、古文与戏曲发生如此微妙的关系，今天看来，的确有些令人匪夷所思。提供专业代写毕业论文服务。 八股文写得好，有文学才能，未必就能科场获隽。明代的八股大家归有光，九上春官，才在将近六十岁时考中进士；清初文学家蒲松龄，却一生连乡试的门槛也未迈过。有清一代将近三百年，举人数额姑且不论，进士只有28747人，内中包括状元114人。这一数目与从事举业的庞大知识阶层显然不成比例。科举之路的艰辛与坎坷，必然成为蕴结于文人头顶之上的永久阴云。“大丈夫之遇知于天子，用力于当世”，其可能性是存在的，但难以捉摸，所以唐代的韩愈接下又说：“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26]将人生的贫富穷达完全委之于命，归结为命运的安排，并非全是吃不着葡萄的悲凉，也包含有对人生的几许无奈。至于宋人叶适所论：“用科举之常法，不足以得天下之才，其偶然得之者幸也。”[27]也将科举制度下的人才遇合完全归结为偶然一途。所幸在他本人身上，葡萄并没有变酸。 围绕着科举取士的命数观、果报说乃至堪舆家言，反映于从事举业的读书人，似都可以纳入于“必然偶然”的争论之中。再以清代为例，清代人口大量增加，导致知识阶层的人数也相对膨胀，于是科举得中的偶然与必然之争也就日趋激烈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