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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育经费严重不足。乡村教育举步维艰 新学堂与旧式学校不同，它需要政府投入大量资金。而在晚清，政府的开支明显不足，如果全靠各级政府遍立学堂，已不可能，而企盼民间集资也是难上加难。其实在酝酿废科举时，已有人提出：“议者动欲骤废科目，不思此时各府州县学堂尚未周设，或教之无其人，或立之无其费，究从何猝拔奇尤以应选举？”张百熙在建议广建学堂时也提到：“广筹经费，每一省学堂至少有十万圆方能敷用。”其后递减科举中额的建议，也是希望从科举中节省之经费用于学堂。然而，经费问题始终未能解决，各地兴办学堂大多受到经费的困扰。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杭州府于普慈寺后院改建求是书院，“每年需银五千余两”，尚有随时购置仪器、图籍等一应杂费不在此数，故浙江巡抚廖寿中奏称：“规模不敢过侈，俟经费稍充，再图展拓。”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四川越{吉c厅改书院、义学为学堂，“移各塾费，入不敷出，而学俸停给，师徒均各向隅”。同知孙锵欲集资兴办，因岁需银一千二百余两，遂拟《劝学启》，动员学生到新学堂读书，“每学生一名，岁出学费银五十两，以二十四人计之，已足其数。二十四人之外，更有出赀愿学者，亦所不拒。人数既多，赀费可减”。“来学者以三年为期，倘或一年半载而告出者，仍出三年之赀，不准按年扣算”。由于乡人多不见信，响应者少。后孙锵去职，“在鄙吝者方谓官本多事，从此可不拔一毛”，兴学堂之议遂寝。废科举后，新学堂有了一定发展，仍困于经费，难以普及。光绪三十一年，江苏高邮州将淮海义学改为淮海高等小学堂。两年后，“因经费不继，学生亦不足额”，改为初等小学堂。光绪三十三年，黄运藩就学堂推广缓慢发表见解：“地方贫困，搜括已穷，新政屡兴，尤苦罗掘，是以一县之中延至一二年不能有一完全学堂。”并称：··科举办法，士子自少至壮，一切学费皆量力自为，亦无一定成格。故即有多少人应试之州县，尽多贫窘之家，要不阻碍大局。乡间书塾，每省动盈千万，官所经营仅学院数十区。惰脯膏奖，率多地方自筹，少而易集，集即可以持久，无劳岁岁经营。”“学堂一切反是，乌得不有碍推广哉！”给事中李灼华亦称，学堂“劳而无获，除官费不计外，每人一人，岁需百余金。中国寒士居多，有力入学者，率皆大族富商，而寒唆子弟转叹向隅。是明期教育之普及，而竟至学殖之就荒。”其后，何刚德也谈到这一状况，认为“备索学费”是困扰学堂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从前寒士读书，无所谓学费，且书院膏火，尚可略资以津贴家用。今则举学中田产悉数归入学堂，而学生无论贫富，一律取费，且膳宿有费，购书有费，其数且过于学费。”一方面，教育经费不足，不能广设学堂；另一方面，高额的学费又让众多人望而止步。这必然造成乡村教育举步维艰，严重困扰了乡村教育的发展。 4、师资严重匮乏。乡村教育明显滞后 在传统教育体系解体之后，原有的教师多不能承担新学堂的教学任务。因此，新学堂面临的又一个困难就是师资匮乏。废科举前，新办学堂已感教师不足，故张百熙建议“大抵政治、法律等学有华人，格致、工艺等学宜用西人。”话是这样讲，一下子办了许多学堂，找教员谈何容易。骆憬甫回忆最后两科乡试，浙江考试内容，涉及天文、地理、历史、哲学、物理、化学、法律、财政等，对于只接受过私塾教育的乡村子弟而言，实在是勉为其难。因而对于自己的落榜，他心服口服，并称：“乡村的环境，既无名师传授，又无益友研讨，从哪里去求进益呢！”山东馆陶县在兴学堂中算是做得不错的，光绪三十一年设立高等小学堂，后又推广蒙小学堂，至三十四年全县已有初等小学堂55所，“为制尚称整壹”。就是此县，初设高等小学堂时，也只聘到中学教习一人，科学教习一人，管理学生20人。且因全县“师资缺乏，附设师范传习所一班，一年毕业后，委充初等小学堂教习”。像这种进修一年即充任教员的情况比较普遍。严复也曾谈到，缺少教员，“此中小学堂之通病也。至于高等学堂，则往往具有形式而无其实功，理化算学诸科，往往用数月速成之教习，势必虚与委蛇，偈日玩岁”。呼兰府初设学堂时，“其教授法视家塾无甚差异”。显然，师资匮乏是造成这一状况的主要原因。城市学堂尚且如此，乡村教育则更为滞后。 废科举后，清政府受到上述问题的困扰而又无力解决。因此，新学堂的兴办，不仅未能达到预期效果，反而造成了乡村教育的停滞与落后，从此扩大了与城市教育的差距。 废科举后乡村教育的状况 废科举，兴办新学堂，并没有达到清政府的预期目标，反而出现了另一种状况。一边是乡村教育的落后，与科举时代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一边是新学堂培养了一批清王朝的掘墓人。①这恐怕是清政府始料不及的。 废科举后的一段时间内，乡村教育的滞后已明显表现出来，与科举时代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乡村子弟没有得到均等的受教育机会 废科举后，由于乡村没有系统的学堂教育，而原有的启蒙教育体系又被破坏，因此，在一个时期内造成了乡村教育的真空，也就直接导致了城乡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无论如何，科举时代至少在形式上给每一个人以均等的读书、应试机会。而废科举后，这种均等的机会并没有出现在乡村子弟面前。废科举后的第二年即有人指出了这一问题：“科举之弊，近人详言之矣，而其中亦有至善之处，则公平是也。今学堂学生，近城镇者入之，僻远不与；有势力者人之，寒微不与。今日之学生，即异日之官吏，同是编氓，谁甘废弃？”直到民国初年，这一问题仍很突出，故有人呼吁，“学校需要增设”，“教员的人数需要大大增加”，“叫一般青年都能得到教育的均等机会”。 科举时代的清政府对乡村教育比较重视，且不说内地，就是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也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以雍正朝改土归流地区为例，改流以前，土司统治地区的各族人民很少有读书应试的机会，有些地区的人民甚至没有读书的权力，如贵州永丰州，原土司“恐土民向学有知，不便于彼之苛政，不许读书”。改流以后，清政府为了“以汉化夷”，达到思想上的控制，推行了科举制，广设社学和义学，并选内地品学兼优之生员前往教导，使当地人民有了读书的权力和机会。据《滇系》记载，雍正、乾隆初，云南十四府三厅四直隶州共设义学570余所，以至“深林密箐间，弦诵之声，不绝于耳”。贵州八寨，“所属尽苗人，不知读书为何事”，改流之初，竟无一人入场应试，后广设义学，渐有“读书成名者”。古州苗人“素不识字”，设学后，“苗民悉敦弦诵”，“入郡庠者接踵而起” 。与此相比，废科举后清政府对乡村教育的重视程度及人力、物力投入远远不够，因而使众多乡村子弟没能得到教育的均等机会。 2、乡村读书人数骤减 由于乡村子弟没有得到教育的均等机会，加上“读书无用”的影响，读书人数明显减少。科举时代那种“家弦户诵”的情况已不复存在，童生试动辄上千人的场面已成为历史。许多地方在新学堂初设时，即使千方百计动员，学生也是寥寥无几。如前述呼兰府，新设学堂时，借募兵名义招生，仅有学生60人；㈣陕西横山县“假官权强迫各堡私塾生徒入校，仅得学生十二名”。再如江苏高邮州，这里的文化教育一直比较发达。据嘉庆《高邮州志》卷九《征辟》载，自顺治四年(1647年)至嘉庆四年(1799年)，高邮州共考取进士33人，其中包括王安国、王念孙、王引之等著名学者。而光绪三十一年设高等小学堂，至宣统三年(1911年)夏，“学生毕业者三人”㈨。直隶成安县(今属河北)废科举后设新学堂，仅“形式上稍稍增进”，“各学校仅是雏形”，“且城乡校数及校中学生数又寥寥无几”。山西乡宁县，废科举前之记载：“官师之培植，士习之振兴，蒸蒸日上矣。”废科举后之记载：“学校尺寸之地，又不能广厦万间，庇天下之苦寒。呜呼！家弦户诵，复何时乎？乡宁万山之间，学者素少，其科举时代瞠乎后矣，变而为学校已十余年，而乡间读书之声有减而无增。”这与“深林密箐间，弦诵之声，不绝于耳”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何刚德曾分析说：“科举时代，悬一格以为招，人人各自延师，各教子弟，国家亦不必人人为之延师也。学堂制兴，官立学堂，是官为之延师也。官力不足，失学者多，于是合群力而为私立学堂，是私人代为之延师也。私人之力又不足，失学者仍多，于是有力者自费出洋，以辅官派出洋之不足，费钜额隘，其失学之多，仍如故也。”这里反映了新学堂与旧式教育的区别及新学堂面临的困难，况且新学堂尚处在幼稚时期，必然会造成失学人数的增多，特别是在乡村。何刚德有个估计：“中国人民之众，失学之数，至少亦在百与五之比例。此九五之数，国家欲扩充学堂，徐补此缺，力必不足。”当时95％的失学率是否准确，姑且不去深究，但失学人数众多则是事实，而且失学者更多地集中在乡村。康有为在《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中谈到，总计全国童生，30年间约为300万。这还不应是所有的读书人。可见清代读书人的数字是相当可观的。在当时外国人的眼中，中国的读书人简直是世界第一。“在中国，每个城市、乡镇，几乎每个村子都有先生在办学兴教。也就是说，这些中国人崇学之风盛行。”“就男性人口而言，世界上已知的国家内没有一个国家的教育普及程度有中国那样广泛。”然而在废科举之后。还会有哪位外国人再这样称赞中国的教育呢？ 在没有能力普及乡村教育的情况下，乡村子弟大多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乡村教育的落后也就是必然的结果。正是从废科举始，乡村教育大大落后于城市，而且差距越拉越大。 综上所述，中国近代乡村教育的落后有许多原因，但废科举造成的负面影响却是重要原因之一。由于决定废科举极为仓猝，善后工作又不周全，以至在废科举后的一段时间内，出现了乡村教育的断层，而且“读书无用”论开始流行。在受教育机会不均等的情况下，乡村读书人数明显减少，乡村教育开始停滞、落后。从废科举造成对乡村教育的负面影响中，我们可以得到两点启示：一是任何一项重大的改革都不免给社会带来阵痛和负面影响，当政者的责任，应该在果断推行改革时，更要慎重、周密地考虑可能出现的一些问题，尽量把可能带来的阵痛和负面影响降到最低点。二是长期以来，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在走向近代化的过程中，城乡发展是不平衡的，而在废除科举，发展新学堂教育的过程中，更加拉大了城乡的差距。在今天强调均衡、可持续发展时，这一历史教训同样值得我们深思。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