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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状元和科举取士制度紧密联系在一起，由殿试产生。殿试是科举制度的最高一级，被录取的士子分为三甲，一甲的第一名称之为状元。殿试理论上由皇帝在殿廷亲自主持，一般认为起自唐武则天时期(690年)，到宋太祖乾德二年(964年)亲试制举，殿试开始成为相对稳定的制度，明清是它的完备期，清末随科举制度一起被废除。 状元在殿试之中的答卷称为状元殿试卷。这些答卷内容博大精深，包罗宏富，对儒家修、齐、治、平之学的讲究，是它的主旋律。其文虽属立马造桥之作，但也不乏真知灼见——对历史兴衰经验与教训的总结，对君主的殷殷期望与诤谏，对社会腐败现象的无情揭露，在国运维艰之际治国安邦的良策……字里行间洋溢着中国古代优秀知识分子的满腔豪情，也体现了状元们超群的才智、忧国忧民的社会责任感及其威武不屈、贫贱不移的高尚人格。读其文，可想见其为人，所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状元殿试卷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是一部凝结着政治智慧与爱国爱民思想的历史教科书。 但是，一百多年以来，人们对状元殿试卷的价值认识还很不够，而且有很深的误解。比如现存青州博物馆的明代状元赵秉忠的试卷，大家都以国宝视之，但我们在网上搜索时却发现，人们在谈到它时，几乎一律都把它看作是八股文，其中竟有教授、博导，真是令人大跌眼镜。由此可见，沉冤者何止科举制度，又何止八股文，更可冤者状元殿试卷是也！因此，我们下面将以上海教育出版社新版《中国状元殿试卷大全》为文本，讨论状元殿试卷的价值。 一 状元殿试卷对于研究社会政治之作用 1．对政治环境之反映 宋代宽松的政治环境，在历史上是少有的。太祖粗定天下，约誓有三，其中一条即“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所以两宋士大夫虽多有贬谪，但是没有被杀的。在这种宽松的政治环境下，宋代的士大夫们动辄向皇帝上万言书，反映在状元的对策上，也多是洋洋上万言，痛斥时弊，少有忌讳。 例如建炎二年(1128年)，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不同寻常的一年，金军灭亡北宋之后，再次大举南下，跨过淮河，饮马长江。全赖抗金将士的英勇奋战，金军暂被击退，南宋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建炎二年(1128年)戊申科考，考生胡铨指责高宗的策问“听于天而不听于民”，文辞激越，剀切直陈，又说“臣而不言，是负陛下；使臣言不从，是陛下负臣”，最后也不用“昧死”等词，便以“臣谨对”结束了对策。这种把矛头直指当朝皇帝的，在殿试卷并不多见。而高宗不仅不恼怒，反视为奇文，欲擢胡为状元。 这种对士大夫的极端宽容的态度，同样表现在状元殿试卷的策问中。例如绍兴二年(1132年)壬子科的策问，高宗便直言不讳：“屈己以和戎，而强敌内侵；招诱以弭盗，而盗贼犹炽。以食为急，漕运不继而廪乏羡余；以兵为重，选练未精而军多冗籍。吏员猥并，而失职之士尚众；田莱多荒，而复业之农尚寡。”这种如此深刻反醒自己的策问，在后来的殿试卷中，是很少见的。 明清两代的状元殿试卷，决不臧否本朝人物，而宋代却可以，这也是宋代政治环境宽松的表现之一。宋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丁丑科，王十朋在卷中是非王安石、司马光之长短，所论人物又兼及寇准、王曾、李迪、韩琦等名流，甚至仁宗皇帝。正是宋代皇帝多能谨守祖训，宽待士大夫，才能出现那么精彩的策文，才能出现那么多的忠直之士，才能使宋帝国又绵延150年之久。 2．对政治状况的反映 对现实政治揭露最多的当数宋代。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丁丑科状元王十朋的对策，对现实政治的揭露最为深刻：“自权臣以身障天下言路，而庠序之士，养谀成风，科举之文，不敢以一言及时务。”“内外用事之臣，多出乎权门之亲戚、故旧、朋党，文臣或非清流而滥居清要之职，武臣或无军功而滥居将帅之任。贿赂公行，其门如市，郡县之民，其浊如泥。”如此等等，都与《宋史·秦桧传》中所描述的权臣秦桧为相时期的社会现实相印证。 南宋末年，政治更加黑暗，状元文天祥的对策，用语就极为沉痛，他质问理宗：“陛下以为今之民生如何？”接着描绘当时的黑暗现实：“今之生民困矣！自琼林、大盈积于私贮，而民困；自建章、通天频于营缮，而民困；自献助迭见于豪家巨室，而民困；自和籴不间于闾阎下户，而民困；自所至贪官暴吏，视吾民如家鸡圈豕，惟所咀啖，而民困。”最后大声疾呼：“呜呼！东南民力竭矣。”从皇帝公卿到官僚徒吏的骄奢贪暴，暴露无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