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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鸟虫鱼看世界:晚清的博物教科书(3)

http://www.newdu.com 2018-01-06 中华读书报 佚名 参加讨论
博物教育“百科全书”杜亚泉
    一般人多从“五四”前后那场著名的“东西文化论战”中记住杜亚泉的大名,但多数不知道杜亚泉是近代翻译、编纂博物教科书最多的学者。笔者爬梳杜亚泉编纂、译介的博物类教科书,包括博物、植物、动物、矿物、生理、自然、理科和格致等门类,大致约52种,几乎全部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在出版史上也算得一个奇观。
    杜亚泉(1873-1933),原名炜孙,字秋帆,以亚泉为号,会稽伧塘(今浙江上虞)人。他早岁投身科举,甲午之后意识到科举误人,所学无俾实用,于是对西学算学发生浓厚兴趣,从数学入手,自修物理、化学及动物、植物、矿物诸科,“自觅门径,得理化学之要领”。1904年,他应张元济邀请就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理化部主任。此后到1932年“一二·八”战事商务印书馆遭到日军轰炸火焚后离开,杜亚泉和商务印书馆“共安乐、共患难,有始有卒积三十年”。
    杜亚泉在商务印书馆任职时期完成了大量著述,尤以博物类教科书为主。据可查的资料,杜亚泉最早编纂出版的新式教科书是1902年印行的《最新格致教科书》。该书是商务印书馆“最新教科书”之一种,质量上乘,销量极佳。次年,杜亚泉编纂出版了《新撰植物学教科书》、《最新中学植物学教科书》和《普通植物学教科书》等几种教科书。1912年,商务印书馆按新学制适时推出一套“共和国教科书”,杜亚泉编纂了高小用理科教科书6册和中学用植物学、矿物学和生理学教科书等4种。1922年对于中国教育影响颇大的“壬戌学制”颁布,商务印书馆组织出版了堪称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套教科书——“新学制教科书”,近百种教科书的编写者可谓极一时之选,杜亚泉编写了初中学生用“自然教科书”6册。更不用说他主持编辑的《植物学大辞典》和《动物学大辞典》,尤为学界称道。近代教科书从诞生到成熟,始终有杜亚泉参与其中,他是近代教科书发展的最佳见证人,也是中国自然科学教育的好教师。
    杜亚泉编写的博物教科书具有优于同时代学者的特点。
    教科书的科学性。杜亚泉对他那个时代的科学成就基本把握到位,使教科书内容新颖可靠。这一点归功于他的自然科学素养。
    以动物学教科书而论,杜亚泉编校的动物学教科书中,有关古生代、中生代、新生代动物的演进及灭绝是其一大特点。尽管今天看来还不够准确,但是对于“石炭系”、“二叠系”、“侏罗系”、“白垩系”等的介绍是较早的。教科书还配有三叶虫、剑龙、始祖鸟等插图,有“始祖鸟,殆为爬虫类与鸟类之中间物”等说明,为其他教科书所少见。
    教科书对近代自然科学的一大主题——进化论的论述,更为全面。这是他优于其他教科书的一点。
    杜亚泉在编写教科书之前就有了较定型的自然哲学观,表现出他已经阅读过一些著作,了解并吸收了“进化”理论。在教科书中,他重视解释进化论,但不是简单讲述“达尔文”,而是介绍整个进化理论的来龙去脉。晚清教科书中较少有提到拉马克(Lamark)对于进化论的贡献的,尽管拉马克的理论对达尔文的启发在自然科学史上是一个重要的常识。杜亚泉从西方人习以为常的“生物不变说”讲起,特别提到“拉迈克氏使用说(Lamark’s  Theory  Use  and  Disuse)”即“用进退废”理论对于达尔文的启发和影响,忠实译介了达尔文在“《物种原论》(Origin  of  Species)”中的“生存竞争(Struggle  for  existence)”、“适者生存(Survival  of  the  fittest)”和“自然淘汰(Natural  selection)”等概念,表现出全面、严谨的科学态度。
    文笔清新流畅,虽是科学著作,读来却毫无枯燥之感,反觉悦人耳目,具有科学的美感。
    仅举一例:1912年商务印书馆组织出版“共和国教科书”,杜亚泉主持编写了高小用理科教科书,其第七课《秋之风景》:
    “秋日气候渐寒,风景独佳。其点缀以成秋色者,则有杂草;凄切以发秋声者,则有鸣虫。杂草之果实,至秋成熟。种子散落以后,渐渐枯死。其种子于明春发生新芽,再成杂草。鸣虫之翅,常摩擦而成声,有高低强弱之殊,各不相混。其鸣者皆雄虫,所以招其雌也。雌虫能产卵,故易繁殖。”
    在清末民初的教科书中,像这样具有形象美、韵律美、有色彩感兼知识性的课文并不多见。这正是他编写的教科书几十年间畅销不衰的原因。
    他对自然科学的了解较为全面。很少有人像他那样,能够编写动物、植物、矿物、化学、理科以及生理学等如此众多门类的教科书。
    而且,晚清以来诸如“理科”“自然科学”等综合性科目,本身就对编者知识体系之全面有较高要求。杜亚泉能够把相关的植物、动物、矿物乃至生理知识由浅入深、融会贯通,随课时和节令变化,巧妙编排。例如他编写的《共和国教科书新理科》,作为混编教材,分科分册编排最为容易,但这难免人为割裂知识。杜亚泉考虑儿童的接受心理,以“田野”作为教科书的第一课,让读者顿生亲切明朗之感。介绍儿童熟悉的环境地形之后,讲述稻、棉、大豆,然后是“稻之害虫”、蜻蜓螳螂等课文。这样编排恰当巧妙,难怪这部教科书广受学界欢迎。如果说今天教学改革探讨混编教科书的话,杜亚泉就是最早的实践者和最好的榜样。
    “进化论”奠定了杜亚泉的自然哲学观,但他把进化论看成放出了“物质主义”洪水的闸门,批评物质主义对中国人精神的侵蚀,呼唤中国“固有精神”的重生。不过这些不是本文要论述的内容。我们应该记住,杜亚泉等学者编写的博物教科书为学童带来宝贵的科学启蒙,揭开他们认识世界的新画卷,推动了中国儿童自然教育的第一步。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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