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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元的地域分布 清代状元的地域分布很不平衡。这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不同地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状况。状元无疑是最荣耀的，而榜眼、探花同样为人瞩目。 首先，文化发达的省份获鼎甲者必然多。换句话说，获鼎甲人数多的省份一定是文化发达的省份。在112科状元中，按各省人数多寡排列，依次为：江苏49人，浙江20人，安徽9人，山东6人，广西4人，直隶、江西、湖北、福建、广东各3人，湖南、贵州各2人，顺天、河南、陕西、四川、八旗蒙古各1人，而奉天、山西、甘肃、云南无状元。显然，从这里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江、浙是文化教育最发达的省份。 江苏的状元占整个清代状元(112人)的43.75%，浙江则占17.86%，二省共占61.6%，即占去所有状元的一半以上。三鼎甲的336人中，江、浙二省有193人，占57%，超过半数。此外，一科中三鼎甲均为同省人的有5科，其他各省均无此殊荣。98科的三鼎甲中都有江浙二省人士。以上数字是颇有说服力的，它是江浙文化教育事业发展超过其他省份的最有力的证明之一。这里还有一个数字可供参考。即清政府规定的各省乡试录取举人的数字。据《科场条例》载，各省乡试录取额，山东69，山西60，河南71，江苏69，安徽45，浙江94，江西94，福建89，湖北47，湖南45，陕西62，四川60，广东71，广西45，云南54，贵州40。可见，江苏、浙江的举人数额并不特别突出，江苏甚至只排在第六位。也就是说，参加会试的江苏举子并不是最多的，而状元却远远超过其他各省，这显然是江苏有雄厚的文化实力的体现。 事实上，江浙两省教育之发展，文风之盛在清代是极为突出的。对状元，乃至三鼎萃集江南，一直引起人们的重视。清末的封疆大吏陈夔龙对此阐述了自己的看法： 苏浙文风相埒，衡以浙江一省所得之数，尚不及苏州一府。其他各省，或不及十人，或五六人，或一二人。而若奉、若晋、若甘、若滇，文气否塞，竟不克破天荒而光钜典，岂真秀野之悬殊哉？窃尝纵观，而知其故。自言游以文学专科矜式乡里，宣尼有“吾道其南”之叹。南方火德光耀奎壁，其间山水之钟毓，与夫历代师儒之传达，家□户诵，风气开先，拔帜匪难，夺标自易，此一因也。冠盖亲师，凡登揆席，而跻九列者，半属东南人士。父兄之衣钵，乡里之标榜，事甫半而功必倍，实未至而名先归。半生温饱，尽是王曾，年少屐裙，转羞梁灏。不识大魁为天下公器，竟视巍科乃我家故物，此又一因也。 这里，陈夔龙谈了两个原因，一是江南文教风尚胜于其他省区，二是认为该地区家族有重视功名的传统。近人对这一问题论述更多，宋元强先生在他的《清朝的状元》一书中特别论述了状元“萃集江南缘由”，并从经济重心南移、学术风气递嬗、文教事业昌盛、重视功名仕进、饮食结构合理等五个方面进行了详细阐述。总之，论述者无不肯定江浙文教事业昌盛（或地方政府重视教育，或家族重视教育）是两省多状元的主要原因之一。 转折在乾隆朝 乾隆以后各地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有明显进步，已有向江浙靠近的趋势，三鼎甲籍贯的分布已打破了清前期那种严重不平衡的状况。而这一点，往往被人们所忽视。 由于清政府重视科举取士，因此必然对学校教育抓得很紧，而重视教育的效果在乾隆以后逐渐显示出来了。让我们先以一些数字加以说明。二省的状元有四分之三集中在乾隆六十年以前；而以后的51科中，江浙状元只有18人，占总数的35%。其中江苏13人，浙江5人，在浙江的69名状元中只占26%，即四分之一略强。再有，前面所讲由江浙人士独占三鼎甲者有5科，而4科在乾隆六十年以前，只有一科在这之后，还是嘉庆七年。由江浙两省人士合占三鼎甲者共23科，而其中20科在乾隆六十年以前，占61科的32%，而后面的3科只占51科的5.9%，最后一科为咸丰二年，以后至清末的23科均无此现象。以上有关统计数字充分说明了在乾隆以后由江浙二省人士长期雄踞鼎甲的状况已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道光以后，江浙的优势已不那么明显了，三鼎甲籍贯的分布向着逐渐趋于平稳的态势发展。这无疑是清政府重视文化教育的结果，也是各地方政府努力兴办各类学校的效果。 清政府对学校教育是比较重视的，“世祖定鼎中夏，首隆学校”。清代的学校，经过顺治初年的创建，康熙、雍正朝的发展、完善，具备了相当的规模，而乾隆朝又有更大的发展。自康熙朝以后，对各类学校的建设明显带有发展文教事业，以及更多地培养统治人材的双重目的。因此，清代较前代有了更加完整的学校教育体系。这反映在正规的学校如中央国子学、八旗及皇族子弟学校、遍及全国的府州县学，以及“辅学校所不及”的书院、社会和义学的相继建立及迅速发展。不仅如此，清朝还有一套完整的学校教育的行政管理体系，而这一管理体系对推动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而且造就了一批以“振兴文教为己任”的地方官。在努力发展学校教育的过程中，清政府对文化落后的地区给予了格外关注。如雍正年间实行改土归流后，在云、贵、广西等地大办学校，兴义学，对这些地区的教育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如雍正间任贵州学政的晏斯盛称，改流后，“其已定之寨，多设义学，启迪俊秀，使知诗书”，“实黔省大利”。雍正元年任广西太平府知府的甘汝来（后任广西巡抚）一到任即“观风课士，校阅文艺”，发告示，要求“阖郡生童，凡有志入学肄业者，悉赴儒学报名，汇齐造册，申送入学”。民国时刘锡蕃在谈到广西土司地区的教育发展时称，“康雍乾各朝，承平日久，政治修明，循良之吏接踵而来，土官弊政多所铲除，而汉人来者亦日众，土民受其陶冶，于是风起云涌”，“请求应科举试，旋即奉旨谕准”。 清政府对教育的重视，在乾隆朝以后逐渐有了效果，这在科举考试中有了明显的反映。如《清史稿》载，嘉庆中，邵希曾任河南桐柏县知县，他“朔望蒞学，集诸生讲论，增书院膏火，亲课之如师。道光六年，邑人王四杰始登进士第，自明初以来所未有”。同治二年，清政府宣称：“湖南省近岁以来，人材蔚起，……庠序之中，经明行修、践履克敦者，谅更不乏其人。”福建自清初至嘉庆朝无状元，只康熙至乾隆朝有4位榜眼，因此，时福建有“四眼开，状元来”之谣。至道光十六年丙申，林鸿年“始得大魁”，何冠英“亦同登榜眼”，福建人梁恭辰称“状元在他省不足为奇，而在吾闽则为二百年来破天荒之事。” 顺治九年、十二年分满汉榜，始有满状元麻勒吉、图尔宸。“嗣后不分汉满榜，则满人无状元。至同治乙丑科，崇绮始以蒙古人得大魁，海内艳称之。” 这些都反映出各地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这也是自嘉庆朝开始三鼎甲籍贯的分布逐渐趋于平衡的重要原因之一。 边远省份同样大有可为 再次，从状元的地域分布中还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现象，即文化并不发达的边远省份并不影响其中的个别州县的教育发展。而这些州县只要重视文化教育，同样可以培养出优秀人才。这或许可以给我们以某些启示。在分析状元的地域分布时。人们多注意以省区来划分，这就如前面所得出的结论：江浙最为突出，分别为49和20。而广西只有4名状元，无法与江浙相提并论。但是，如果以州县来划分，就可以发现，广西临桂县的状元数字在全国各州县中则是名列前茅的。广西的4名状元全部出自临桂县。以州县统计，除江苏的苏州府所辖长洲、吴县、常熟三县分别有7、6、6名状元外，其他各州县则没有超过临桂县的。即使浙江也只有一个仁和县与临桂县等同，其他州县则多为二、三名。另外，令世人羡慕的“三元”，清代只2人，而其中一人陈继昌即临桂人。这的确是值得注意的现象。 其实，尽管广西的文化教育比内地一些省份要落后许多，但临桂县的教育一点也不逊于内地的州县。特别是自清初以来，作为桂林府治的临桂县，其学校教育乃至家族教育一直为广西之冠。临桂县教育发展、文风日盛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地方政府重视。临桂县学自元朝始建后，几经迁址，雍正间以“图治之务，急于学校”，对县学进行大规模重修，使其“规模壮伟，闳耀一新”。又，清政府曾鼓励大兴义学，“教孤寒生童，或苗、蛮、黎、瑶子弟秀异者”。雍正帝又有建义学之旨。临桂县于康熙五十四年建义学17处，雍正九年又增义馆20处，“延塾师，聚童子教读”。当时就有人预言，“贤才必彬彬辈出，为盛世之名臣”。 二是许多地方官能以兴文教为己任，同时出现了一些著名的教育家，他们对临桂县的向学风气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清代名臣陈宏谋即临桂人，雍正元年进士，后任东阁大学士。他对家乡的教育一直很关注。乾隆二十八年，他“捐永福县粮田归于临桂县”，以为县学学田。他还利用公务之余，编成《五种遗规》，汇集自汉迄清80位名臣硕儒关于启蒙、养性、修身、治家、居官读书和社会教育等方面的论述，自乾隆年间陆续刊刻，在社会上影响很大，成为当时儿童教育、社会教育，乃至官员从政教育的重要书籍。同时，陈宏谋治家极严。其后裔或仕或儒，皆能恪守他的遗训。其玄孙陈继昌于嘉庆二十五年庚辰科拔鼎甲，成为清代仅有的两位“三元”之一，一时朝野震动，绝非偶然。道光年间，临桂县又出了一位状元龙启瑞，同时他也是一位颇有影响的教育家。龙启瑞特别重视儿童教育，他办了两件很有影响的事：重新刊印《朱子小学》，并在序中强调了抓紧儿童教育的重要；厘订《家塾课程》，作为童子教育的条规，简明扼要，颇合当时之需。他提出了以看、读、写、作四字为纲，强调要熟读精思、渐进有恒、自求自得、严格要求，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重视。正是有陈宏谋、龙启瑞这样的教育家，临桂县的向学之风一直为广西之冠。 由于上述原因，造成了临桂县有一个特殊的教育环境。因此，尽管广西的教育落后于内地，而临桂县的教育却可与内地媲美。 摘自《趣味考据》 王子今编 云南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