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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器以藏礼”的哲学意义 礼的意蕴与器具的显现构成了认识的两个层面。这就是《周易·系辞上》所指出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礼意作为抽象的原则，它体现了形而上的道的内容，而礼器则属于形而下的层面。礼意依存于礼器的朴素思想，开启了中国古代哲人对于道器关系的沉思。 从礼学入手探讨道器关系，是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特色。在宋儒二程那里，“道之外无物，物之外无道，是天地之间无适而非道也。即父子而父子在所亲，即君臣而君臣在所敬，以至为夫妇，为长幼，为朋友，无所为而非道，此道所以不可臾离也。”[9]他主张礼中的道是孕含于礼器之中的，同时礼中人伦之道也处在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的各种关系中，讨论道与器的关系，是依据最现实的礼的原则与其表现形式的关系，也即是实物形态的器具与政治原则、伦理道德规范以及各种社会关系。 王夫之在阐发道依于器的现点时，指出“天下唯器而已矣。道者器之道，器者不可谓之道之器也。无其道则无其器，人类能言之。虽然，苟有其器矣，岂患无道哉？……无其器则无其道，人鲜能言之，而因其诚然者也。洪荒无揖让之道，唐、虞无吊伐之道，汉、唐无今日之道，则今日无他年之道者多矣。未有弓矢而无射道，未有车马而无御道，未有牢醴璧币，钟磬管乐而无礼乐之道。则未有子而无父道，未有弟而无兄道，道之可有而且无者多矣。故无其器则无其道，诚然之言也，而人特未之察耳。”[10]先有弓矢、车马和人类社会的牢醴、父子等具体、个别的形器，而后才有射箭、驾御车马的道理、规律和社会的礼乐原则、伦理道德规范等。在这里，礼乐之道是依赖牢、醴、璧、币、钟、磬、管、弦等来体现的，从这些现实生活的日常现象中，人们更容易把握道对器的依赖关系，它也便利地提供了人们思考抽象原则与具体器象之间关系的例证，相对于父子、兄弟人际关系所体现的道德伦理规范来说，礼乐之器所体现的礼乐之道更具有直观性，更容易成为抽象思维的起点。 器作为单一概念，是指具体有形可见，有声可闻，有味可嗅，可名可道的事物，如器皿。“毁其家庙，迁其重器”（《孟子·梁惠王下》），重器即是代表国家存在的贵重礼器。器皿是日常或祭礼所使用物，这种因与生民息息相关之器，作为个别现象是如何引发人们对一般原则的思考呢？ 在礼的具象世界中，人们总是要按照自己的希望来赋予器具以特定的性质，比如神圣性，当人们强制地赋予了器具以意义之后，器具就获得了自身的意义，并仿佛是器具的内在属性，反过来支配人们对待器具的态度。礼中对明器与祭器的区分，对礼器的不同组合的规定，都使得人们在礼器上所看到的已不再是纯粹的器具，而是人们自己的愿望和他所在的人间世界的秩序，礼器变成了某种社会制度性的符号，由此人们试图在冷冰的器物下，发掘它的内在灵魂（这正是人自身愿望的物化表现），正像鼎中有牲，豆中有羹一样，人们也试图发掘笾豆鼎俎这些实物的抽象意义，即它们形而上的意义，从而从外物身上，人们得以确证自己的信念[11]。这样，礼与器之间就构成了一个相互诠释的过程，一方面，器具遮蔽了抽象的礼意，同时它又显现了礼意，没有礼器这种实物形态，虚玄的虔诚与恭敬，就无从为礼拜的对象（无论是神还是人）所理解。另一方面，礼意（由人们的自由设定到习俗式的重复）也使得某种器具的文化内涵更为丰富。礼与器之间的关系，最终被归结为本质与现象的关系。尽管这种本质是人赋予器物的，它在经过圣人制礼作乐的制度化设定后，一般君人的遵从，使得这种本质在人们的意识中变成了器物内在的性质，由此展开了人们对具体的器何以具有如此价值与意义的形而上之道的追寻：即由人赋予物以价值与意义到人赋意义与器物的合一，到人对合一于器物意义的再发掘三个认识阶段，也只有到了人们重新审礼器的意义的时候，人才有可能从个别的具体器物的限制中摆脱出来，探讨器与道的一般关系。 思维一旦跨越了具体器物限制之后，道与器无论是形而上与形而下的两个不同的认识层面，还是“道者，器之道；器者，道之器”的合一；或者将道与器纳入体用的思维模式中，将道器看作是本体与功用的关系，即道与器谁占支配地位的问题，都体现了器以藏礼这一质朴命题的思维印记。比如谭嗣同在强调道随器变的观点时，提出“道，用也；器，体也。体立而用行，器存而道不亡。”[11]器是本体、根据，道是作用、表现。道依器而存，器存道不消亡。道器之间相丽不离。“圣人之道，果非空言而已，必有所丽而后见。丽于耳目，有视听之道；丽于心思，有仁义智信之道；丽于伦纪，有忠孝友恭之道；丽于礼乐征伐，有治国平天下之道。”[12]从人自身到人类社会治国平天下的原则和仁义智信、忠孝友恭的伦理道德规范，都是依附于具体的形器而存在的。这种丽于器的道，正是藏于器的礼的抽象，因而，器以藏礼在一定程度上开启了古代哲人思考道器关系的闸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