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还留着何等最后之罪呢？”……“同情！对于上等人的同情！” ---------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作者按语：1，这是一个较大的计划的简写稿。原先的任务是通过对照〈会饮篇〉与〈约翰福音〉，对政治哲学与政治神学的关系做个管窥的理解； 2，原先的引言试图理解政治解释学的存在论根据。也就是从寓意解经的前提：logos的显--隐本性与nous---logos---peneuma（深意---言语---精义）三位一体。从实情到文本地为政治解释学奠基。资源大体是新柏拉图主义、教父哲学以及现象学； 3，由于行文仓促，文中注释随文，由方括号标出。不合规范。见谅。] 引言解释学素朴性的终结 --------从phenomenology到polisology---theology （引言略） 正文哲人的与城邦的eros --------〈会饮篇〉解 〈会饮篇〉的形式与解读的切入点 在柏拉图的所有对话中，《会饮篇》拥有一个独特的地位。这个地位乍看起来是由形式而非主题来的。形式教导的东西有时多于内容。在一篇苏格拉底只是参与而非全盘主导的对话中，他人言谈的重要性便被文体强调了。要窥测柏拉图的深意（nous/intention），所依赖的也不仅仅是这些言谈之间的内容牵连；而也还在于这些不同言谈的形式关系。在《会饮篇》中情况更是这样，因为相当一部分发言者与苏格拉底（据信便是柏拉图本人的面具）所云并不构成直接的对谈关系。他们的本意是轮流颂扬eros，而不是陷入与苏格拉底的“问答辩证法”。在这些颂词以及偶然插入其中的若干小对话之间固然有内容上的牵连（例如对先前发言的评论，对在座者的暗指等等），但形式上的安排还是告诉了我们更多、甚至更深的东西。解读是要有“切入点”的。切入点要“正中肯綮”，而后“以无厚入有间，其于游仞恢恢乎有余地”。《会饮篇》的切入点，首先要到结构中去寻找。 所谓会饮（Symposium）也就是“一起喝酒”，并且在一起喝酒时候“一起谈论”一个主题，颂扬eros。于是出现了两个“一起”：酒的共同体与谈论（也就是logos的动词形式）eros的共同体。酒是一种冲破界限的东西[甚至康德都看到，酒能消除人的隔阂。参看《实用人类学》。在《会饮篇》中可以看到，亚尔西巴德最后如何在酒神的力量下冲进了原来把他排除在外的欢宴]，但它并不取消界限。一切共同体都是有界限的。 开篇先划定的便是喝酒的界限。苏格拉底出场时与转述者谈论了一番为“酒的共同体”划界的理由。照例先引用而后批评荷马。“逢到好人的宴会，好人不请自来”（注意宴会的主人阿伽通的名字与“好人”的字面联系）；可是在荷马笔下，仍然有不那么“好的人”参加了“好人们”的宴会。这番言论不是什么泛泛而论（柏拉图那里没有什么毫无用意的“泛泛而论”）。注意它是苏格拉底在这篇对话中的第一番言论（最后的言论是关于另一个界限，喜剧与悲剧的界限）。开头就出现了，其真正下文是在整篇对话的末尾。那时亚尔西巴德要打破这个界限，“不请自来”。这位酒宴上唯一的“政治家”亚尔西巴德，他是“好人”还是“不大好”的人呢？ 在苏格拉底正式入场之前，有个小过渡。他落在别人（那个人，也就是对话的转述者，被苏格拉底强行带去赴宴的不速之客）后面，驻足不行，“沉思默想”了好一会，直到主人派人来邀请。苏格拉底的“请而迟来”与亚尔西巴德的不请自来，对于这个共同体而言，有什么意味吗？ 入席之后，酒的共同体刚形成就改变了性质。有人说自己不胜酒力（因为前一天喝得太多，有点宿醉未醒），建议以清谈代替饮酒。众人同意。于是再次划定一个界限（言谈的，也就是logos的界限），将吹笛女打发走了（而当亚尔西巴德入场时，人们又听见了吹笛女的声音。这就是说，亚尔西巴德还打破了对谈的界限；甚至在话题上）。话题是斐德若的。因此就话题而言，这篇对话涉及了《斐德若篇》。并且后来苏格拉底结束自己的“颂词或其他什么”时候，是对着斐德若说的。后者是eros这个话题的“父亲”。 就这样，一个因为悲剧诗人作品上演而形成的“酒神共同体”，就转化为关于eros的logos共同体。在后者当中，悲剧与酒神主题并未消失，而是转入了与logos、eros的微妙对峙之中。直到亚尔西巴德以酒神的形象出场赞美eros的形象或者肉身-----苏格拉底为止。毫不奇怪，可以在尼采《悲剧的诞生》中看见多处暗涉《会饮篇》的场景与气氛。据说尼采“倒转了柏拉图主义”，至少《悲剧的诞生》倒转了《会饮篇》。 按照提议，与会者决定轮流颂扬eros。关于这个话题的决定性赞同是苏格拉底给出的。颂词出现之前的最后的话属于苏格拉底。这番话把与会者分为几个声部。除去斐德若与厄里什马克外，有“我”、“阿伽通与泡塞尼阿斯”（悲剧诗人与智者）、阿里斯托芬（喜剧诗人）以及其他人。这种安排提示了：悲剧诗人与智者的言论是属于一个声部的；苏格拉底之赞同是因为他“只知道爱欲论”（erotika）。而阿里斯托芬“更”不会反对，因为他的整个时光都耗费在“酒神与爱神（这里是阿弗洛狄特）”上了。也就是说，苏格拉底暗示自己对酒神是一无所知的[苏格拉底临终前，听见他的“灵机”告诉他说：“苏格拉底啊，从事音乐吧”；并因此做了献给阿佛洛狄特的赞歌。尼采对此事有所发挥。]那么源于作为酒神祭礼的悲剧呢？ 在柏拉图的作品中，轮流颂扬这种文体是奇特的。与“问答辩证法”不同，在轮流颂扬中找不到直接的对谈关系。这是一种习见的前苏格拉底文体。颂词是关于“神”的。关于神，问答是不得体的。颂词属于政治神学的logos，问答属于政治哲学的logos。认识到这点并不困难。问题是，这里柏拉图本人何以给出这许多logos（神学的、前苏格拉底的自然哲学的、苏格拉底的）？何以把苏格拉底的话淹没或隐藏在众人的颂词之中？柏拉图何以长篇大论、几乎全面（苏格拉底之外的颂词作者依次有修辞学者、智者、医师、喜剧诗人、悲剧诗人与未来的政治家）地给出那些非苏格拉底的言论？他怎样安排他们的颂词顺序？这个安排透露了什么深意？如何理解嵌在这个安排中的苏格拉底言论？也就是，如何理解它的位置、文体与内容？在苏格拉底的似乎是总结性的erosology（这个生造的词指关于eros的logos）之后，为什么安排亚尔西巴德“不请自来”的颂词？这些问题，是〈会饮篇〉的独特结构所带来的众多切入点。 言谈共同体的声部分析：结构与主题(有删节) 众人决定就eros给出各自的logos（关于eros的logos这个提法见《斐德若篇》）以后，柏拉图安排了一系颂词。按实际顺序，发言者依次是：斐德若；泡塞尼阿斯；厄里什马克；阿里斯托芬；阿伽通；苏格拉底；亚尔西巴德。关于这个顺序，可以注意的是：厄里什马克与阿里斯托芬的位置是临时对调的。亚尔西巴德是不请自来、在预料之外的。阿伽通做颂词前后，均插有苏格拉底与阿伽通的对话（第一次关于是否应该欺骗大众与少数聪明人的问题；另一次则关于eros究竟是否有神性的问题）。苏格拉底的“颂词”实际上仍然是对话体。借此引入了一个不在场的发言者第俄提玛。亚尔西巴德的到场恢复了酒神共同体。整篇对话结束在转述者的醉眼朦胧中。他依稀记得，苏格拉底与悲剧诗人与喜剧诗人仍然在辩论：是否有人可以同时兼善这两种诗艺。 声部很多。“多”对于柏拉图是不陌生的。他深谙毕达哥拉斯的数术。如果用数恰当安排，“多”就可以成为有秩序（cosmos）的“一”。这是宇宙logos的秘密，也是“文章”（logos）的秘密。〈会饮篇〉的言谈共同体出现的若干个声部是：斐德若，一；“泡塞尼阿斯与阿伽通”，二；厄里什马克，三；阿里斯托芬，四；苏格拉底，五；第俄提玛，不在场的六；亚尔西巴德，七。 毕达哥拉斯派的数是有神秘含义的。也就是说，它是有内容暗示的形式。在数的含义中，结构与主题相通了。按照毕达哥拉斯派的数论，第五级生命是神人之间的精灵；第七是雅典娜，第八是友谊或爱情。等等。 （从数出发的主题分析，略） 城邦的理由：eros的政治神学（有删节） 苏格拉底之前的颂词大体都是从自然（physis）、礼法（nomos）、城邦三者谈论eros的。从苏格拉底的言谈表现看（在引述第俄提玛之前，他只有两次进行了特有的“问答辩证法”，而对方都是阿伽通），他的颂词对阿伽通（悲剧诗人）与泡塞尼阿斯（智者）有特别的针对意义。这两个人之属于同一个声部，文中有两处暗示。更重要的理由也许是，比起其他人，他们代表的更是雅典的主流意见；或者竟可以说，他们表述的就是城邦的理由。此二人一为悲剧诗人，一为智者派演说家。都是在剧场中左右大众意见的人。[参看苏格拉底关于是否应该欺瞒“大众”与“一部分聪明人”的问题与阿伽通的被打断的问答；被打断意味着，也许可以在别处发现下文。又可参见《法篇》中关于“剧场政制”的讨论]。他们是雅典民主政制的代言者（其他的与会者中，阿里斯托芬是民主政制的讽刺者；亚尔西巴德是在其中投机的寡头分子）。二人立论各有偏重而无实质的不同，无非前者从关于eros的nomos、从城邦的角度（这种nomos有利于“公民团结”）说得多些；后者从physis，从神学的角度说得多些。（分析删节）把两者的颂词联起来看，就可以明白，eros便是雅典的友爱政治的神学根据。这个友爱政治的枢纽，是智者理解的民主制的公民教育。“高尚的友谊不能由金钱与政治地位[注意金钱与政治地位是寡头政制下的积极价值]产生”（184B）这种独特的教育方式只有一条途径，就是关于德性。“按照雅典的礼法（nomos），只剩下一条路可以让爱人光荣地接受情人…..这就是为了德性”（184C）出于某种隐秘的理由，苏格拉底从不冒犯nomos（这从他的就死便可看得非常清楚），虽然他的毕生活动其实就是动摇甚至刨除nomos的神学之根。这也许因为他既是公民，又是哲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