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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哲学文化促使了中国的政治统一，并且万物归一的普遍思想和政治统一的上层建筑又相互强化。中国政治统一强权的需要，又使中国的君主专制成为中国政治的一种历史选择。 自然界天无二日，中国古代哲学文化也相依认为一国不能有二君。一国一君，是天下万物归一的一种天人合一的反映。 在古代，中国作为一个庞大的帝国，要维持统一，必然是选择专制政治，一国之君主必须拥有绝对的权威，如若没有这种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力，一个国家难免会产生政治分裂，在古代经济、特别是交通通讯非常落后的情况下，很容易发生政治管理权力的失控。支持君主无上权力的哲学基础，就是万物归一的自然抽象逻辑，是天人合一和君权神授的天道哲学观。 在权利极端集中的专制政治建设中，必然会产生各种形式的反抗和暴力斗争及镇压。因此秦始皇的暴政有他的历史必然性，离开了当时的历史背景而指责秦始皇的暴政，在政治上是片面幼稚的，这点毛泽东批评郭沫若骂秦始皇，是依据远大的历史眼光。 现在，我们时常会批评中国古代的“朕即国家”、“朕即天下”的君权思想，其实这种思想在当时是必然的选择，这种思想代表了古代政治权力无限的高度集中，如果没有这种高度的集中，中国历史的发展就不可能形成一个统一的强有力的国家，就必然是一个四分五裂的多国政治分散状态。我们不能把中国古代君主的征战统一，简单的看成是他们的个人权力意志，同样我们也不能把古代皇帝统一天下后，实行权力的高度集中，看成是他们贪婪和权力占有欲的膨胀，更多的应该看成是一种政治统一的强有力的保证。 中国古代的皇帝，始终享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天下归一的王道依据，这种从中华文明产生即日起就具有的天命所有观，是中国历代君主巩固自己政治地位和消灭一切分裂政敌的理论依据。 中国政治和文化的统一有个秘密，也可称之遗传密码。在孔子的时代，中国社会就有天下一家的政治大同思想。孔子自称述而不作，毕生整理编订祖宗的传统文化精髓六经。在孔子的精神世界，中国的文化有一种系统认知的大同，这个大同就是周礼，就是中庸之道，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仁者爱人，就是仁义礼智信，就是忠恕孝悌，这种文化大同包含了一系列最基本的概念，而这些最基本的概念又构建成一个相互依存和有机联系的文化整体。比如仁、义、信是个人应有的道德属性，比如礼是有道德的人社会生活方式的行为准则，比如中庸之道，是个人与社会的最完美最至善的符合自然本性的一种存在方式，比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社会仁义礼智信、忠恕孝悌等中庸文化的政治制度的统一保障。 孔子编订六经有鲜明的文化主张，比如《诗经》三百是思无邪，比如《春秋》使乱臣贼子惧，比如《易经》演义是彰仁义，等等。孔子在他那个年代可以讲是最博学的，孔子在集古代文化大成的基础上，旗帜鲜明不遗余力的创建了中国古代文化大同的思想。这是孔子对中华民族的最伟大的贡献。在孔子那个年代，中国的政治还没有统一，但是由于孔子的贡献，中国的文化精神率先就建立了统一的基础。 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多次出现过横跨巨大疆域的政治帝国，比如古希腊亚历山大大帝，古罗马帝国，日耳曼民族的查理大帝，蒙古的成吉思汗帝国，等等。这些帝国都不复存在了。这其中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在政治上没有实行中央集权管理，二是没有建立统一的文化基础。 中国的统一，实际上在孔子时代，孔子等已建设成了中国文化统一的理论基础，而到了秦始皇的时候，中国文化大同的思想已在强烈的期盼中国统一政治的出现，时势造英雄，历史选择了秦始皇完成了中国政治统一的大业。 但是，秦始皇长于政治眼光，而缺少文化眼光，在他统治时期，恰恰发生了中国文化历史上最悲惨的事件“焚书坑儒”。中国古代集权专制的统一政治，如果没有中国优秀文化的制约和精神修养，势必沦落到人类最黑暗最惨无人性的政治状况，中国历史上最荒唐最恐怖的一个政治故事，即指鹿为马的政治事件就发生在秦朝灭亡的前夕。 秦帝国其兴也勃其亡也忽。 秦朝的没有中国优秀的文化作为其内涵的政治暴政，很快就招致其灭亡。汉朝汉武帝，终于认识到专制政治必须具有一个统一的文化哲学基础，他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选择了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统治文化战略。 中国从此实现了政治和文化双重统一的历史局面。这是一个重要的年代，是中国统一历史发展分界的年代。从此，在世界史上无比伟大的中国统一的局面，不可阻挡，百折不回。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