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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对西方的认识很肤浅？ 显然，清末这些儒者看到西方的感想跟明末的士大夫看到满清的感想，应该说完全是两回事。明末的士大夫看到满清，除了武力强大，并没有看到其他东西。而清末儒者在西方却看到了“仁义”，当然主要是西方国家对他们自己国民、而不是对我们的“仁义”，但这就足以使人强烈地感到值得学习。同时这种学习也与抵抗侵略毫无矛盾。“先生欺负学生”我们早就知道，并不需要等到巴黎和会，但“先生”至少不欺负自己人，而“学生”首先就不把自己人当人，冲着这一点“先生”就太有的可学了。如果说主张“强国弱民”的法家不认为值得学，至少主张“民为贵”的儒家认为必须学。这既不是羡慕他们强大得可以欺负别人，更不会因为他们欺负我们，咱就以自己欺负自己来与他们“抗争”。我们要像他们那样“民为贵”，这就既要像他们那样首先摆脱“自己人”的欺负，同时也抵抗他们的欺负。 因此，当时在文化上，思想上的主流并不是什么西儒对立，西儒冲突，更不是什么西学导致礼崩乐坏。 但是后来事情就发生了变化，为什么？我们下次再说。现在要问：对于当时这样一种看法，今天应该怎么评价呢？首先，最容易的一种批评就是说他们对西方的认识很肤浅。的确，与今天相比，徐继畬郭嵩焘谭嗣同对西方的了解肯定很有限。西方很多负面的东西他们没注意。 但关键在于，这些儒臣们观察西方社会时心里装的是“中国问题”，犹如18世纪伏尔泰那一代西哲称誉中国时，心里想的是欧洲问题一样。今人有论者曰：徐继畬们这样把西方理想化，其实是“企图用传统文化中某些理想化的成分来改良现实政治中弊端的实际主张”。但对于伏尔泰们把中国理想化不也可以作如是观吗？而无论郭嵩焘们还是伏尔泰们，其希冀的“理想化成分”固然各有其文化特点，但这些成分之所以可以“无意中缩短了中国和外部世界在文化上的距离，缓解了中西文化观念冲突的尖锐程度”（任复兴主编：《徐继畬与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96页），不也表明各种文化在最基本的价值底线上是有普世性的吗？ 就我所知，最早提到儒者对洋务军工的兴趣未必早于对西方“人文制度”的兴趣者是茅海建先生，但他对此评价很低。他说徐继畬在鸦片战争后不久就写成的《瀛寰志略》“对西方的人文制度多有褒评，却又使用着旧观念”（茅海建：《天朝的崩溃》,三联书店1995年，580页）。似乎赞赏西方的同时不大骂一通孔老二（同时或许会捧捧秦始皇），就不算“进步”。五四时的确有这种标准。但今天我们从人之常情看来，他们一观察西方就觉得人家那国家对自己的老百姓真好，而我们从秦汉以后就做不到（秦以前的“三代”是不是那么好，姑且不论），作为事实判断这难道错了吗？他们觉得国家就是应该对老百姓好，作为价值判断这不管是出于“旧”还是“新”的观念，又难道错了吗？何以人家能如此，他们不归因于圣明君主，更“对制度多有褒评”，这还不难得吗？ 至于说“旧观念”何以没有妨碍他们得出这些看法，这或者是因为一些最基本的价值本来就是古今中外“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未必要强分新、旧；或许儒家“旧观念”、尤其是比秦汉更“旧”的早期儒家观念还真有些后来被法家压抑了的好东西，也未可知。它是不是像今天的“新儒家”说的那样比“西学”更好姑且不论，至少它并不是国人“学西”的障碍，甚至还是国人“学西”的原动力。 当然无论是国人“学西”也好，西人“学中”也好，都是为了解决自己的问题。你可以说郭嵩焘们不了解西方，却不能说他们不了解中国。他们把西方看成礼仪之邦，是痛感中国的礼崩乐坏，有感而发。正如200年前伏尔泰们盛夸中国之“理性”是缘因痛感欧洲中世纪之愚昧。 你可以说伏尔泰并不深识中国，却很难说他不识西欧；中国未必真那么理性，但中世纪的西欧的确缺乏理性。同样，清末的西方未必就像儒家理想中的“三代盛世”，但中国社会那时（而且据说从秦以来一直就）的确不仁不义、名儒实非，令这些真儒们痛心疾首到了极点！ 早在“学西”以前他们就深有痛感。如徐继畬在鸦片战争前的一篇奏疏中就愤然说：当今天下贪污成风，“几不知人间有青白吏”。（徐继畬：《松龛先生全集·奏疏》）郭嵩焘早先也屡叹“人心风俗之坏”，“国家纪纲法度日弛”，“天下之患，上下否隔，君之于臣，吏之于民，交相为怨”（《郭嵩焘日记》第一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482、528、170页）；以后更疾呼“吏治不修，民生凋敝，无所控诉，吾不知所终极也”。（《郭嵩焘日记》第四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182页）难怪他们会把西方理想化，就像难怪伏尔泰会把中国理想化一样。 换言之，如果说郭嵩焘的话并不能证明西方真像“三代盛世”，那么这些话应当足以证明中国现实的礼崩乐坏，而且并非晚清才是如此。这些儒者对此极为不满。今天的儒者能回避他们的提问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