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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店楚简与儒学的人性论(2)

http://www.newdu.com 2018-01-06 中国孔子网 佚名 参加讨论
先秦儒家人性论的主流  
    从性说的方面看,最引人关注的问题是:《性自命出》以及郭店楚简的其他篇是否提出了性善论。《性自命出》篇中的“好恶性也”“喜怒哀悲之气性也”的说法肯定不是性善论,也就是说,它没有“人之性皆善”这样的思想。
    不过,《性自命出》篇的后部有一段话:未言而(民)信,有美情者也。未教而民恒,性善者也。这里出现了“性善”的语词。这句话是指对某些“在上者”(即治民者)而言:未许诺而得到民的信赖,这是有美情的人;未施教化而使民有常心,这是性善的人。这里“美情”与“性善”相对应,联系“好恶性也”及“喜怒哀悲之气性也”的说法,应是指这种在上者的好恶和喜怒哀悲自然合于道,故能取信于民、感化于民。这里的“善”近于“美”,与孟子的性善论是不同的。因此这种说法最多只是认为有的人性善,而明显预设了性善者是少数。所以从这句话并不能得出普遍意义的性善论。 
    在《孟子》一书中,记述了公都子所提到的三种人性论: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无善无不善也。’或曰:‘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是故文武兴则民好善,幽厉兴则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尧为君而有象,以瞽瞍为父而有舜。……”(《孟子?告子上》) 
    可见在孟子提出性善说时,已有三种与性善论不同的人性论。一种是主张: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另一种是主张:有性善,有性不善。与孟子同时的告子则明确说:性无善无不善也。 
    “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与告子所说“性无善无不善”是一致的,告子也说:“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即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而“有性善,有性不善”说,与世子之说不同,是说有的人性善,有的人性不善,而不是说每个人的性中都有善与不善。这种看法亦可说是对孔子“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的发展。 
    宋代朱熹在解释《中庸》的“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时说:“喜怒哀乐,情也;其未发,则性也。”(《中庸章句》)韩国李朝哲学家李退溪进而提出:“四端发于理,七情发于气”。《性自命出》的思想以及先秦儒家人性说的主流,看起来是近于“以气说性”,而不是“以理说性”,即近于“七情气之发”的进路。这种进路也可以说就是所谓“生之谓性”的进路。“以气论性”“以好恶论性”(“以情论性”)“以生论性”(“以自然论性”)是七十子及其后学人性论的主要思想。这与孟子以后至宋明发展至极的“以理论性”“以生之当然论性”是很不同的,也是原始儒学人性说的特点。 人性说在儒学传统中的地位  
    孟子的性善论在宋代以后成为支配性的儒家人性论,南宋以后,绝大多数的宋明儒学思想家都在理论上承认“性”是善的。因此,如果我们把眼光放长到整个儒家思想的历史,可以看出儒家从早期到后期的人性论是有很大的变化的。无疑,在这个儒家人性学说的变化过程中,二程和朱熹的“性即理”说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可以这样说,历史上每个时代儒家的人性学说,都呈现出不同的主张和形态,因而是多元的,而不是单一的;但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往往有一种主流的看法。统观中国儒家思想史上的人性论发展,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诗》《书》代表的古代时期,第二个阶段       第一阶段以《尚书》为代表,如说“不虞天性”,如所谓“节性”,如所谓“习与性成”,其人性观念都是就自然而本然者而言的,即自然如此,本然如此之性向、性能、性好、质性,都是用指“自然生命之自然特征所构成的性”。 在这一阶段还未出现以“善”“恶”评价自然生命为内容的性       第二阶段是孔子至战国末期的儒家,这个时期已开始用“善”“恶”来评价人的本性,但这个时期受第一阶段影响较大。以人的自然性好为性,这种人性观念是“自然之性”或“实然之性”,而不是“当然之性”。孔子受西周观念影响,主张性相近,应即是指自然之性而言,郭店儒书的人性论,以好恶言性,以喜怒哀乐之气言性,注重的是自然情感的根据,而不是当然之则的根据,故仍然是自然之性的讲法。 
    第三阶段以人性“善恶混”为主,实即世子所谓“性有善有恶”之说的发展。董仲舒、扬雄、荀悦都是如此,与先秦所不同的是,这一时期的人性善恶混说是与性三品的分级说结合一起,以便把善恶混说(中品)与性善说(上品)、性恶说(下品)调和起来。由于中人最多,故性之善恶混说应用最广。 
    第四阶段程朱以理为性,性即是理,即是禀受而来的天地之理,当然之性的观念成为理学的基本观念,性善论成为宋明时期的主导的论说。性善论在理论上得到广泛的肯定,但在义理之性为主导的前提下,气质之性的概念也包容了自然之性的的观念。 
    儒学史上的各种宇宙论、形上学、人性论、知识论等都是这些宗旨的不同论证或展开,这些不同的理论论证和理论延伸适构成了儒学的丰富性。而儒学的这些不同的论证之所以出现,不仅是思想家的个体差异所致,更是不同时代课题、社会环境与矛盾的反映。正是这些不同的、特殊的、具体的儒学表达,由于适当地回应了自己时代的挑战,而对儒学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因此,我们不能用一种论证为标尺,抽象地衡量其他各种论证。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包容性最大的儒学史观,在这种儒学史观中,历史上的各儒学的表达形态与论证方式,历史上各个时期对儒学发展作出贡献的思想体系都能得到充分的肯定而包容其中。
    (作者系中国孔子基金会学术委员会委员 北大哲学系博导)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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