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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目前遇到的一个大的文化问题是：中国人的精神生态遭到比较大的破坏——当然这是从整体来说的。能够明显感受到的一个事实是：中国人大多不关心眼前利益之外的其他事情，即便是自身利益，所关心的也只是其中很小的一块。而且，无论是教育还是大众传媒都在推波助澜。 ●主持人：本报记者 杨 波 ●嘉 宾：王晓明（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教授） 新闻背景：高考刚过，有关教育的反思始终不绝于耳。从上世纪80年代的“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到上世纪90年代针对大学生“高分低能”、“重专业轻基础”、“重做事轻做人”等现象的反思，并且推出旨在融通文理的人文素质教育，再到这两年教育专家们极力倡导的“通识教育”，我们看到，扶正教育之本的共识正在达成。 杨波：跟素质教育相比，通识教育的内涵到底是什么？ 王晓明：就今日中国的教育现实而言，通识教育还算是一种新的理念，但怎样理解通识教育的内涵，目前还很混乱。通行的有两种说法：一种主张要培养适应全球经济时代所需要的劳动力，因此要打破专业限制，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其理由是，新的全球经济的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改变了，过去需要的是专业人才，现在的情况则不同：新的专业不断出现，旧的专业成批死亡，如果再按专业需求来设置教育目标，可能培养出的是大批无用的“人才”。因此现在更需要的是那种能不断自我改变、不断适应新的专业要求的人才。另一种则从更长远的角度着眼，认为中国现在最重要的，并不仅是年轻人是否能成为合格的劳动力，而首先是他们能不能成为现代社会的合格的公民。这所谓的“合格”，包括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认同、世界视野、批判意识、自由和民主观念、基本的想象力，等等。显然，这是着眼于整个社会的长远的健康发展。 杨波：两种理念其实是矛盾的。 王晓明：的确。前一种通识教育理念，基本目的在于如何使学生见多识广。后一种则是从社会长远发展来考虑，也即，一个社会的发展不能光靠利益关系来维持平衡，而更需要一种基本的精神支撑，这种精神支撑通俗说来就是某种共同的价值观念。在现代社会，主要是通过学校教育来建立和培育这个价值认同。 杨波：通过怎样的学校教育来实现呢？现在最大的问题可能是：通识教育课程如何开设？ 王晓明：在推行一个新的教育理念的时候，首先得搞清楚它的基本内涵是什么。如果认识存在分歧，或者教育主管部门力有不逮，那么就应该聘请第一流的专家来共同做成这件事情。美国当年搞通识教育，一开始也有很多争议，最后也是请优秀的学者来共同商议：这两种通识教育是不是都需要？如果是，该怎么做？在何种层次推行第一种，何种层次推行第二种？如此等等。 现代社会，人是原子化的，孤立的，人与人之间关系日渐疏远，越来越靠利益的平衡来维系，这样的社会一定会出大问题。那么该怎么培养一种基本的社会认同感？美国当年的做法是：从最好的学校开始，从培养学生大量阅读西方文化的经典作品开始。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人意识到，仅了解西方文明还不够，还需要了解西方以外的文明，于是开始在学生必读书目中增加西方以外的经典作品，如中国的《论语》、日本的《源氏物语》、印度的古代经典等等。 美国的通识教育，针对的其实是现代社会最根本的问题。现代社会把人们建立在物质层面的相互需要强化了。继续这样单一地走下去，很明显路会越来越窄，所以必须要培养人与人之间更深层次的精神需要。这种精神需要在过去往往是通过宗教来培养或提供，现在则更多的是靠学校教育。在西方好的大学接受教育，主要不是为了获得谋生的能力，而是为了成为一个合格的现代人。 杨波：我看到一份材料说，哈佛大学实行通识教育的目的是，“虽然不能使人成为良医、大律师，但能使人与医师、律师接谈以后，知其良莠”。这应该也是我们的通识教育所要追求的目标吧？ 王晓明：是的。专业是大学的功能性目标之一，而通识则是大学的根本精神，欲做专业人，必先做文化人。但是我们目前遇到的一个大的文化问题是：中国人的精神生态遭到比较大的破坏———当然这是从整体来说的。能够明显感受到的一个事实是：中国人大多不关心眼前利益之外的其他事情，即便是自身利益，所关心的也只是其中很小的一块。而且，无论是教育还是大众传媒都在推波助澜。 我认为，要弥补人文精神的缺失，目前来看教育是一个突破口。因为教育的力量最大，效果也相对更容易凸显。 杨波：可是具体实践情况如何呢？一些大学开设了通识教育课程，但却没有合适的教材或者称职的师资；还有一些大学专门成立了“人文素质教育办公室”之类的机构，花巨资延请海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开设讲座。效果又能怎样？ 王晓明：曾经有公司邀请我去给他们的员工讲授人文课，说是为了跟外国人谈生意之用———掌握一点文化知识，交流起来会更加顺畅些。如果我们把通识教育理解成这种东西的话，问题很大。 教育不是做生意，赚钱与否能够立竿见影。教育是百年树人，必须要有长远目光。虽然现在大家对于通识教育具体怎么做还很迷茫，但做与不做肯定不一样。一些大学已经开始在改革。我想照这样做下去，十年二十年后，效果应该会逐渐显现。 当然，你讲的课程如何设置、教材怎样统一的问题，确实存在。但更重要的是：教授们有没有意识到通识教育课程对于整个社会发展的根本意义之所在，并且愿意投入去做？真正合格的大学教授又有多少？我曾经听到学生抱怨，通识教育效果并不好。因为教授讲得太晦涩难懂。同样是讲经典著作，专业课有专业课的讲法，通识课有通识课的讲法。可是有几个教授真正做到这一点呢？ 杨波：有学者提出，在大学开设通识教育课太晚了，应该从中学就开始。 王晓明：在中学里开展通识教育，确实是迫切需要做的事情，中学教育与大学教育之间要有一点衔接。但现行高考制度没有改变，还是很难开展。不说取消高考，但要改变高考试卷的内容，改变现有的科目设置。目前的中学课程设置，知识分类系统过于陈旧，不适应当代社会的需求。中学教育需要新的理念，但如果内涵不清，一旦实际推行，又很容易走到老路子上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