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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明德於天下」，這地方很明顯可以看出中國文化傳統裡政治管理與道德教化的觀念。所以連著《論語．為政篇》裡頭的「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來看，它不談「政」跟「刑」，而談「禮」跟「德」。原因何在？我們的政治觀念是「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註27）這樣的一套政治觀。基本上，我們可以把它理解為一套「道德教化」的政治。這道德教化的政治是以一種「符號式的、虛以涵實的」方式來統治這個國家；這與西方基本上是「權力式的、虛以控實的」方式有很大的不同。「涵」的重點在教化；「控」的著重點在支配，所以我們的政治觀念基本上是教化的觀念很強的。（註28） 治國是「欲明明德於天下」，而不是做權力的支配。這「明德」其實就是「本心」、「良知」、「天理」的意思。古人欲彰顯那本心、良知、天理於天下，要從哪裡做呢？曰：「先治其國」。天下跟國的不同在於，「國」是諸侯之國，而「天下」是以周天子為主的，這是帶有道德教化意味的「符號式」、「虛以涵實」的統治方式。「天下」的觀念在整個中國來講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其實，以前並沒有像現代人所想像的民族主義的觀念，譬如我們說華夏跟夷狄之辨時，其實指的是文化的一個分別觀念，而不是現在民族主義的觀念。現在民族主義的觀念基本上是由於為了反抗被西方的列強帝國主義的打壓下而發展出來的民族主義。所以在以前的中國，「天下」是「一」；「國家」是「多」，是諸侯之國。這就是我常說的「一統而多元」的格局。所以孔老夫子才有列國可周遊啊！那是大一統，不是大統一，我們說「春秋大一統」而不是「春秋大統一」。秦漢帝國才是大統一，大一統是地方分權；大統一是中央集權。從整個中國歷史上看來，凡是地方力量比較強時，也就是文化比較昌明的時候；如果地方比較弱而中央大統一的年代，多半是剛開始還不錯，演變到後來就面臨到很多皇朝上的問題。（註29） 「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這個「國」是諸侯之國，這個「家」是士大夫之家。你要治理好你這個國度，首先得先讓整個「家」能夠好好的生長、挺立起來。「齊」，在這裡指的意思是生長、齊等生長，讓家庭裡頭的每一成員都能夠好好的生長，就是齊家。 「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從士大夫之家到脩其身，每一個庶民都能夠先脩好一己之身。「脩」這個字眼，在此指的是有所持、有所守。所以「齊」所取的是「平等義」；而「脩」所取的是「持守義」；而「治」就是「治理義」；「平」就是「常道義」，就是讓天下歸返於常道。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要從諸侯之國做起，諸侯之國再往更基礎則從士大夫之家，士大夫之家是從每一個人的庶民之身做。所以，從「身」而「家」而「國」而「天下」，由內而外，一層一層的開展，此層層有序的開展和社會結構有密切的關係。這社會結構基本上是一個一圈一圈的泛出去，此正如同三十年代的社會學家費孝通先生所說的「波紋型的結構」。這「波紋型的結構」的特色是，由內而外、由小而大、由本而末逐層的往外開展。所以他想到整個宇宙造化時，也是用這一套人群結構去想。宇宙造化的方式也是如此一層一層的出去的，而這裡頭講宇宙造化的時候，就談「氣的運化」。 相對於西方來說，就不是這個樣子。在西方傳統中，他們的人群結構就不是這個「波紋型的結構」。因為西方人從家庭過渡到社會的時候，並不是這個家庭的擴大，它基本上是人從家庭獨立出來，而成為一個個個別的個體，而這個個別的個體，它如同一根一根的木材棒一樣，再把它連結在一塊。我們將之稱為「捆材型的結構」。（註30） 這「捆材型的結構」跟「波紋型的結構」很明顯的不同在於，「波紋型結構」可以由內而外、由小而大，有本有末；而「捆材型結構」是一個個別開來的，當大家要把它放在一塊關連起來的時候，就必須依靠著一條法律的繩索或者是大家所締結的契約、約定。所以它用的方式不是「氣的感通」方式、心靈的呼應，而是依循著一個客觀的原理，再由這個客觀的原理原則來決定什麼東西，這個說透了就是「言說的論定」。（註31） 這樣的對比是貫穿整個東西文化傳統的，像基督教文化的《聖經》<舊約創世紀>第一篇裡頭就記載了：「上帝說：『要有光』，就有了光。上帝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開了。上帝稱光為『晝』，稱暗為『夜』。」此「說」，就是「言說的論定」。也就是那個至高無上的人格。神是通過一種「言說論定」的活動，指向對象化，而使得萬有的一切事物存在，這跟整個西方的民族他們社群的結構方式有密切的關係。所以他們雖從家庭、從土地裡頭出來，卻游離於家庭、土地之外，而構結成一個新的團體。（註3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