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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对当代西方文化精神产生重要影响的海德格尔，在其巨著《存在与时间》中对“存在”的深刻体验与解释，无不是源于古希腊精神而又是对当时西方精神反思的结果。当时的海德格尔面对一战后西方文明的种种困境，处于这种困境中的海德格尔，一方面不能认同当时技术、商业对人存在根基的抽离，一方面其又处于古希腊文明最源初的、最核心、巨大的创化中。正是在这种古希腊文化的源始的创化中，在对现实因境的反思中，西方文明以海德格尔的方式又获得了一次伟大的复兴。在这种伟大的复兴中，西方文明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价值观，并在及富创造力的古典源头上，审视自己。只有这种在古典源头上审视自己，在人性的源头的完整中审视自己，我们才能对自己现有的文明弊病，进行一次富有原创性的、源头上的纠偏。 在当今西方社会，虽然整体的古希腊文化只是一种学术，一种大学象牙塔里的文化。但古希腊文化的精神与理念却渗透于当今西方文化的主流中，没有古希腊文明为其内在精神的西方文明，不可能是真正的西方文明。 中国传统文明，自1840年开始受到西方文明的挑战，经历160年的发展，至今传统文化一是成为大学里象牙塔文化，一是散落在现有流俗文化中。散落在流俗文化中的传统文化，仅仅作为一种做人的技巧、做人的技术而为大众所重视。传统文化的这两种命运皆不足以构成当代中国人精神命脉之所寄，同时传统文化的这两种命运，也使传统文化的精神与理念不能渗透于当今中国文化的主流中。传统文化这一命运使其不能成为当今中国文化重光的重要精神源泉。 故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要成为如古希腊文明之于当代西方文明一样，成为当今中国文化的重要精神源泉，其必要有一次源于历史、面对西方、立于中国现实处境的重光。若此，中国的儒家文化才能成为当今中国文化的重要精神源泉。 事实上，历史上每一次中华民族精神得到凝聚、得到统一，无不是源于中国儒家文化一次又一次重光，从而使儒家文化成为当时士人精神生发的主要原动力。 两汉后，北宋前，由于战争、五胡乱华及佛教大昌，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中国士人精神受到严重的挑战。道家、佛家与儒家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各自构成对中国社会与政治生活的影响，其中以儒家思想最为式微。当时儒学虽未失去对中国社会之影响，但其对中国社会的组织力量与凝聚力量也一直处于衰微之势。儒学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已不足以构成中华民族内在的精神统一力量。 直至韩愈大倡“文以载道”，后经北宋三先生之发韧，中经周张二程之努力，终以朱子为集大成者，重新确立了儒学在中国社会与政治生活中的主流地位。儒学以其仁之生生、虚明宽和、周流不息而切于日常人伦，这种极高明而又切于现实的内在品性，重新成中国士人的精神动力与源泉。儒学思想重新在当时的中国社会生活中占有主导地位，这是中国历史发展之必然，是当时中国士人内在的精神要求。 今日中国虽不必非以儒家文化为中国士人的精神命脉之所寄，但是今日中国必要有一批具有世界胸怀、具有历史目光、具有深厚儒家学养且又关注现实的士人之努力。不若此，中国当今文化之发展、文化之重建，必是无根之发展、无根之重建，必是一种无历史继承性的浅薄发展与重建，这种文化重建必不能成为中国士人精神命脉之所寄。 当今中国儒家文化需要有这样一种重光，这样一种重光无论是否是所谓纯正儒家思想的重光，但他必是中国士人精神的一次重光。唯有这样一种重光，中国儒家思想的精神与理念才能重新成为中国主流文化的重要源泉之一。中国的主流文化才能真正是富于源创力的文化，中国士人才能在这种富于原创性的文化中进行文化创造。 所以，儒家文化之于当今中国文化，若要如古希腊文化之于当今西方文化那样，必要有一次面向世界、立足现实、源于自身历史的伟大重光。若此，儒家文化才能真正寻求到自己生发的源泉。中国儒家文明是否有着这样一次重光，若有重光，这次重光必是源于孔子的，源于五经，源于中国历史文化的核心深处，同时其又是面对西方、立足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 二、如基督教之于当今西方社会 儒家文化能否如基督教之于当今西方社会那样，对中国社会产生影响。讨论这一问题之前首先必须将儒家文化认定为儒教。那么这一儒教于中国社会能否如当今基督教对西方社会产生作用？或者这一儒教能否以其它的一种什么方式影响当今的中国社会？ 儒教于中国社会能否如当今基督教对西方社会产生作用，这需要我们明确基督教如何影响当今西方社会、明确儒教与基督教之不同。 1、 基督教如何影响当今西方社会 文艺复兴后，西方基督教以宗教干预政治这一政治组织形式被打破。经过几百年“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这种政教相分的社会政治变革，至二十世纪，基督教完全与政治权力相分离，独自成为一种体系，纯粹成为一种没有世俗权利的宗教，一种仅涉及人类信仰、道德、心灵的宗教。这一宗教因与政治权力相分离，完全失去政治意识形态的功用，纯粹成为一种西方人心灵归宿，一种道德自我净化的文化仪式，一种对社会进行道德规范的文化形态。 当今基督教从其组织形式上，虽有教庭这一宗教组织形式，但基督教在当今西方社会中的活动主要是通过教堂这一形式，每一礼拜进行一次宗教活动。教堂通过宗教仪式将人内心凝聚在体现人类内心共同道德准则、共同心灵要求中，使个体的心灵与人类终极的精神实在发生直接关系，使人在变动不居的社会中寻求到一种安身立命之根基。基督教这的一礼拜形式因有其历史渊源，虽经过几百年资本主义历史动荡，仍保留其在社会上强有力的影响，对当今西方人的道德、信仰皆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干预王权的基督教没有了，代之而起的是有自我批判功能的基督教，一种纯粹道德力量、纯粹精神信仰的基督教。这一没有政治权力的宗教，成为西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当今的西方社会产生重大的影响。当今西方文化、道德或源于她，或批评她，这一西方古老的宗教成为当代西方精神生发的源泉。 基督教从其诞生，至中世纪宗教权力过大，以致宗教干预政治，到今天完全成为一种纯粹信仰、一种道德准则、一种人类与终极精神实在发生关系的宗教，基督教重新找到了自己正确的定位。也正因为这一正确的定位，其才能成为今日西方精神生发的根基，并对今日西方社会的道德规范、信仰产生巨大的影响。 那么，当今中国社会的“儒教”能否象西方基督教一样对当今的中国社会也产生如此影响？这就需要讨论儒教与基督教之不同。 2、儒教与基督教之不同 儒教与基督教可以说是两种根本不同的宗教，首先从起源上二者不同。基督教源于被压迫者，这一起源上的不同，就决定了基督教从其诞生之日起就与王权有着一定的分离性。如基督教立教的最基本的两条诫命，充分体现了基督教与王权分庭抗礼的性质。 “你们要以全部的心志、情感和理智爱主——你的上帝。这是一条最重要的诫命。第二条也一样重要：你要爱邻人，像爱你自己一样。全部律法和先知的教训都是以这两条诫命为根据的。”[1] 基督教之所以有这两条最基本的立教诫命是因为作为受压迫者，其不可能从王权那里获得救赎，其只能从精神上在王权之外另立一救世主，并以此救世主为核心团结邻人，其才可能获得解救。 由于基督教的起源是源于被压迫者，及这两条最基本的诫命，整个基督教的历史都体现了一种与王权的分庭抗礼，体现了上帝的精神力量高于世俗王权的力量。或者说在西方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在基督教丧失其政治权力之前，西方社会的权力模式都是二元制的，即源于基督教的权力与源于世俗的权力王权。这两种权力彼此斗争着，构成了西方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基督教形成自己大一统教会权力之前，基督教与王权的对立主要是基督徒以个人的圣洁的品行，以上帝的名义对王权的非人道、非道德进行干预。 如公元475—476年，“这位圣人（苦修僧圣丹尼尔）在隐居处已经生活了24年，而且至死将一直这样生活。但是，有关民众苦难的报告竟使他重返人世，这本身就是对皇帝处理公共事务不当的一个毁灭性的指控。圣丹尼尔率领君士坦丁堡的教士和居民前往郊区皇帝藏身的宫殿，一路上用精神方式对民众进行心理和肉体治疗。当卫兵阻止人群进入时，这位圣人指示民众跟着他做《圣经》上的象征性动作，掸去身上沾染的宫殿区的灰尘。他们的动作声音如雷鸣般轰响，大多数卫兵受到感动，背弃了自己的主人而加入这位苦修僧的队伍。皇帝派人追着离去的圣人请求他再返回来。但是这一切都徒然了。最后，皇帝不得不到大教堂拜见圣人，匍匐在他脚下。为了让丹尼尔重新回到岩项上的住所，从而保住自已的皇位，他最终被迫付出的代价，向东正教做公开忏悔。”[2] 这一时期基督教与王权的对立，主要是通过基督教教徒个人的道德力量影响民众，从而对王权非正义、非道德的行为进行批判。这一时期，基督教虽然没有大一统的教庭这一组织形式，但基督教教徒以个人的品行与威望对世俗王权的影响力是巨大的。王权不得不慑服于基督教教徒的精神力量。 到了公元11世纪，基督教开始走向自己的鼎盛时期，基督教将自己的信仰制度化，形成了自己的大一统教会。利用这一大一统的教会对世俗王权进行道德、精神上的干预。 （作者：高予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