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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仁厚】（1930年—）生于江西省雩都县，现居于 台湾台中市。 1970年起历任台湾文化大学、东海大学哲学系教授，2000年退休，2004年特聘为东海大学首届荣誉教授。为新儒家第三代代表人物之一。 师承牟宗三，曾撰写《牟宗三先生学思年谱》，并代表《牟宗三先生全集》编辑委员会撰写总序。 著作等身，于陆、港、台三地均有著作刊行，其中《王阳明哲学》、《孔孟荀哲学》并有韩文译本出版。 对先秦儒家哲学知析论：主要是对孔子、孟子、荀子三家哲学之基本纲领义理，做统括性的疏导说明。 对宋明理学之讲述：则分南、北宋到明代阳明学，体系性地加以讲述。大体系延续 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之脉络，再加阐述辨析。 对中国哲学史之阐论：对于中国哲学之源流、特质、学术史之分期、研究方法、哲学思想之介绍、阐述、系统分判、发展路向均有论列。 对儒家学术与中国现代化之提倡：阐述儒家“民本、民贵”思想、“开物成务”、“格物致知”与现代民主、科学思想之连续性与贯通性。 一、离根拔土三百年 大明之亡，顾亭林有“亡国亡天下”之痛。亡天下者，亡文化也。 这里所谓“文化”，不是指器物层的文物器用、人文景观；也不限于生活层的婚丧喜庆之礼俗与日常生活之轨道；而是指文化理念、文化意识、文化精神而言。要想理解“华族文化随大明之亡而俱亡”这样一个判语，我愿意采取“明、清”对比的方式，提出三点意思来作一个简要的说明。 第一，明代以“廷杖”摧折士气，而士气益厉。清代则由强压转为怀柔，士气反而失去了激发点和支持点。乃渐次形成士心泯失、士气委靡之情况。于是知识分子转成一种“帮闲”（不是帮忙）的“清客性格”，大大地败坏了中华民族的“士品”。 第二，明代王学（阳明学）遍天下，人人面对自己的“良知、天理”，所以能自觉自主、推己及人，关怀人世之兴衰治乱。而清代则以考据为学风，以才艺（做对联、品字画、玩古董）为雅尚，久之，乃造成生命之软疲、荒凉，而儒圣之慧命（生命的学问）死矣。（按，考据乃为学之方法，当然有其客观之需要与价值，但不宜张大；文士才艺乃生活之趣味与逸乐，其间虽有美者焉，而并非所以动心忍性、敦品励学之要。） 第三，明代政治不好，而东西厂之特务尤坏。然而，明代文化土壤中的种子，不断发芽茁壮，文化生命也活泼有力。清代大兴文字狱，士气摧伤，接着又以怀柔笼络，文化土壤既为冰天雪地所笼罩，而文化种子亦疲瘪发不出芽，真成了“无土失根的兰花”了。 民国以还，清学之风习依然留存在士人的气脉血液里，加上西方强势文化的侵袭销蚀，文化理念模糊不明，文化意识不易激发，而文化精神也发越不起来，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似乎完全丧失了民族文化之自信心。这种情形，到今天依然如故。其中一个最令人痛心的原因，就是自从清军入关以来，中华民族一直处于“夷狄入主”的状态之中（政治、意识形态、价值标准，皆然）。我们“离根拔土”已超过三百年了。 尤其令人扼腕痛惜的，是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一直热衷于意识形态之争论，其实，这根本就是一个“永无休止，却又并不重要”的论争。我郑重希望大家清醒一点，豁达一点，立即回到我们“真实的生命、纯一的心灵”，不要再死心塌地、随着外方人的魔杖起舞了。须知华族的历史文化与民族前途，才是“最优先”的。我们应予关切，应加珍爱，以使之“返本开新、慧命相续”。 二、什么是儒家之本 儒家之本，实际上也即中华文化之本。因为儒家以承续民族文化自任，而又自觉地要求不偏不倚，大中至正。所以，中华文化之本，与儒家之本，实无二致。儒家的原始经典、代表人物、基本观念，就某种意思而言，都可以说是儒家之本。但同一个义理系统里的“经典”、“人物”、“观念”，事实上又皆依于一个共同的根源（根本）。 1 经典所记载的，无非就是那个根源体本所涵蕴的义理内容； 2 人物所践行的，无非就是那个根源体本所要求的价值原则； 3 观念所陈述的，无非就是那个根源体所欲彰显的理论系统。 据此可知，儒家之本，和“经典、人物、观念”虽有密切的关系，但本文所说的儒家之本，并不指说任何特定的经典、特定的人物、或特定的观念；而是指那作为“人文之根、价值之源”的道德主体 ——仁。 作为道德主体的“仁”，并非只是一个名词概念，而是指目那彻上彻下的“道德实体”而言之。道德实体内在于人，便称之为道德心性（道德主体），这是中华文化的核心所在。在孔子以前，这个核心长远而持续地显发在朝廷的典章制度上以及人民的生活规范上，那就是一般所说的“礼乐”。到周公作了总结，所以历来都说周公制礼作乐。周公制作礼乐，并不是照他自己的意思来制作，而是有其客观而普遍之根据的：一个是二帝三王（尧、舜、禹、汤、文武）绳绳相继的政规，另一个就是人民的公意。但这里所说的“人民的公意”，并不是由投票的票数多寡而显示，而是指人心之同然。所以孟子说：“圣人先得我心之同然耳。”《孟子?告子上篇》第七章。按，同然，犹言共同认可，共同肯定。理、义，是人心共同认可而欣悦的。南宋大儒陆象山即据孟子之意，引申为“此心同、此理同”之说。至于“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则是后人归结而成之语句。圣人依于人心之同然（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而制作礼乐，而人民也就自然而然顺礼乐而行。这时，外在的“文”（礼乐之形式）和内在的“质”（生命之真诚）自然和谐，人民只觉得礼乐中的规律秩序，正是他内心所要求的、所欣悦的，而并不感到是一种外加的束缚。然而，时间长了，事情都不免会变质变样。生活在礼乐文化中的人，感性的欲求渐渐冒出来了，心灵的纯净和生命的真诚，也渐渐维持不住了。于是，礼乐徒成形式，不能表现意义，到春秋之时，周朝的礼乐文化终于出毛病了。缺少生命的真诚，当然无法维系礼乐文化的意义，也无法在礼乐中成就人生的价值和发挥政教的功效。面对这种情形，孔子有极深刻的反省，所以他说： 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篇》。 礼乐是仁心的显发，仁心（道德主体）是礼乐的基础。“人而不仁”，就表示人的道德心灵麻木了，昏昧了，不起作用了。这样，生命中的真诚也将发不出来。一个人生命中的精诚不能贯注到礼乐之中，又如何能“行礼、守礼”，以善化政治、善化风俗、善化人生？ 仁，是众德之名。每一个德目，都是我们内心之“仁”对应于“人、事、物”而显发出来的德行。无论孝悌伦常之德，立身处世之德，外王事功之德，以及狂狷之德，中行之德，都是内心之仁随宜显发而凝成的人文价值之成果蔡仁厚《孔孟荀哲学》（台北，学生书局，1984），83 99页。。社会虽然不断演变，时代虽然持续推进，但有一点是不会改变的。是即： 人类的理性，永远要求“真的、善的、美的”文化价值之实现。 人类的理性，可以分从“纯粹理性”（理解理性）与“实践理性”（道德理性）两面作说明。前者只对价值内容作认知、分析、理解，却不负责实现价值和创造价值。后者才内发自发地要求价值之实现和价值之创造。孔子所讲的“仁”正是后者，属于道德理性，它能显发价值、创造价值。这个作为“人文之根、价值之源”的道德主体（仁），就是儒家之本、中华文化之本。所谓“返本”，就是要回归于这个创造性的根源之地，以重新开创中华文化的浩浩前程。 (责任编辑：admin) |